黄咏梅
17岁离开家乡读大学，就注定成为这个车站的常客。20多年来，我对家乡的回忆，出现最多的便是这个车站。因为，它是我归来时第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也是我离开时最后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也因为，这个车站是家乡唯一通向远方的出发地——这些年，我一直在远方。我习惯了在这个小车站里找父母。父母也习惯了迎接那个一脚跨下车门，拖着旅行箱的女儿。尽管，岁月让这三个人一点点地变老，可是，这些习惯却没有变老，相反，一次比一次让人感到心跳。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这个车站，不过，跟我没有关系。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别离，什么是团聚，那时候，“你还必须闻着母亲的一件旧毛衣才肯睡觉”。我父亲这么说着，脸上露出怜爱的笑容，仿佛相比起现在，他跟那个时候的我更近。父亲说就是在这个车站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就跟随乡里人辗转到泰国扎下了根。他跟当时很多“金山客”一样，在国外打工，然后寄钱回家，一去几十年，有的甚至到死都没回来过。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有一个很黄很旧的“三五牌”香烟罐子，里边装着满满的毛主席像章。香烟是爷爷从泰国寄给奶奶的，烟抽光后奶奶就用它来装首饰——金耳环、金戒指等贵重的东西，那也是爷爷从泰国寄回来的。后来，罐子里的东西被抄家的人全抄走了。“华侨成分”这顶帽子盖在奶奶家的屋顶，奶奶隔三差五地被游街、批斗，而我的父亲也因为这个从没见过面的父亲，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队，满山遍野跑。奶奶到去世也没等到爷爷回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爸爸才敢跟爷爷通信，最终等到了80岁踏上返乡之路的爷爷。“在车站，我举着一块写着我父亲名字的牌子，接到了我的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尽管那历史性的一刻已经过去30多年了，父亲依旧心绪难平。“当他拄着拐杖，朝我举着的牌子走来的时候，我又害怕又激动。当他站在我面前，跟我相认的时候，我真想一把抱住这个陌生的老人，这个——我的父亲。”可是，那是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嘴巴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说“亲爱的”，除了握手之外还不好意思拥抱。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父亲只是久久、久久地握住爷爷的手，身体并没有贴上去。
如果说，一个正常人的童年记忆里都必须出现一个父亲，那么父亲在车站接爷爷的记忆，就算是他的童年记忆吧，那一年，父亲40岁。
几十年来，这个车站还是有些变化的，扩充了地盘，加高了楼层，开发了长途路线，候车大厅装了冷气，也增加了各种商铺，人变得越来越多。父母一直在这里履行着迎接和送别的仪式。是的，这是一种不可取代的仪式，即使他们如今已经进入老年，行动已经失去了敏捷和弹性，他们依旧迟缓地在人群中，坚持地完成这仪式，等候或者目送。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很好地完成过这些仪式，我从来没有在车站给过他们一个拥抱，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场面一样。
这些年，人们相见或相送逐渐喜欢拥抱。在各种活动、会议的场合，我跟那些人拥抱，刚认识的、久别重逢的，真真假假、半真半假，拥抱跟握手一样来得轻易。可是，我觉得，跟父母拥抱并不容易。我的确想过在告别的时候，跟父母拥抱一下。可是，站在吵闹的人群中，父母总是装作很轻快地嘱咐我这这那那的，尤其是我的母亲，总在细细碎碎地说着那些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父亲则在一边微笑着颔首附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他们不让我插入一句话，我只有点头听命的份。很多次，我在想，我是否可以用一个拥抱打断他们的话？他们是否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隆重给吓住？要知道，他们都是老派人，一贯内敛。
最近一次回家乡看望父母，因为父亲身体不适，我多呆了一段时间。离开的时候，父母不听我劝告，依旧固执地要到车站送我。站在陆续上客的那辆大巴前，父母跟过去不太一样，话少了许多。没有话，我只好一眼一眼地看着他们。他们真的是老了。人也矮小了一些。想到我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到远方，扔下他们在这里，每天看着我所在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过日子，或者在报纸杂志里寻找我的名字。比起不舍，我的歉疚更多。就在这些复杂的沉默中，我终于伸出手，抱住了我的父亲，然后又抱住了我的母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什么，如果说了，也只能是个别的单词，因为我已经哽咽得忘记了一切。果然，父亲和母亲被我的拥抱吓了一跳。父亲尽管眼睛红红的，但还是难为情地说了一句：“傻孩子。”母亲则顾不得难为情了，她跟我一样，用手背擦着眼泪。
我在泪眼中，还是看到了那些奇怪地看我们的人。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在这个小车站，人们会自然地将眼前这场景归为“戏剧性”，电视上才会出现的，或者，按照自己的常识，他们将这样的举动理解为一个小孩子向父母撒娇。要知道，一个成年女人，众目睽睽下向一对老年人撒娇，拥抱、哭泣，实在有些怪怪的。
我很快转身登上了车，找到靠窗位置坐了下来。再望向窗外的时候，发现只剩下父亲一人了。他不知所措地朝我这边看看，又朝不远处的一根柱子后边看看，犹豫着是要继续站在这里，还是朝柱子那边走去。我猜，我那一贯粗线条的母亲，正躲在那根柱子背后抹眼泪。我哭得更厉害了，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滑了下去，一直滑到窗子底下，直到父亲看不见我。我边哭边在心里哀求，快开车，快开车。然而，这车久久都没有开动，乘务员几次跑上来清点人数，告诉大家刚才跑下车买饮料的乘客还没回来。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将身体窝在座位里，再也不敢将脑袋露出窗口。这过程漫长而难过。好不容易等到那个乘客上车了，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喊，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只见我母亲迅速地跨进了车，她看到我了，她麻利地向我走来，将手上一袋东西塞到我手上：“路上吃，别饿着。”她又麻利地返回到车下。她那矮小的身体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敏捷，就像一个年轻的女人。
几乎在我母亲跨下车的同时，我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整个车子抖起来了，它跟我的身体一样。那个袋子里装着热乎乎的几只茶叶蛋和熟玉米，是母亲刚才趁等乘客的时候，急急忙忙跑到候车大厅买的。
车子开出了一些距离，我才敢看出窗外。在我模糊的视线里，父母已经小得像两个儿童的影子。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在笔下虚构了许多的人物和情节，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难以虚构的，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是真实的情感，它们在预言或者印证着读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比方说，在车站里我跟父母的那一次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