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畏安
马畏安，1933年生于湖北浠水，195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论文集《新时期文学的思考》，诗集《中国月亮》，小说《纸上的蚂蚁》。
鲁迅先生有言，记忆，像是清洗剖肚鲜鱼的水，一搅动，便有血丝和鳞片漂浮上来。我对母亲的记忆，尘封了七十多年了。现在才搅动搅动，不知道漂浮上来的是些什么。
一
我的故乡，位于湖北浠水县东北，属丘陵地带。那里距大别山主峰所在地罗田县，仅七十余里，距大别山的主峰天堂寨，也只有两百余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故乡农村像是没有动脉的肌体，只靠微循环维持生命的基本律动。村民们白天都在庄稼地里，晚上大都在自己家里。那时的乡村，没有观光旅游这么一说；重病人住进医院就诊，也是没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医院；连女人生孩子都在自己家里，只是请来一位接生婆（五十岁以上的女性），一切都听从她的吩咐和安排。一般村民，外出办事夜不归宿，是没有的，女性更是绝对没有。
我的母亲终其一生，没有在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住过一宿。每天一入夜，她就没出过大门，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作为她嫁妆的那张架子床，而且没离开过她的固定位置——靠架子床的外沿儿，这方便于她早起做饭，不至于惊动别人。
母亲在娘家作闺女时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安卧之处仅仅两个，一是卧室这张架子床的外沿儿，一是她人生的最终归宿——她的棺材。
母亲一生中去的最多的地方，只有她的娘家，基本上每年春天去一次，都是上午去，下午回。其次要算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的小镇——三家店。三家店依着小山坡，就一条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街道，长不过一百五十米，宽不过五米；街里有一座关帝庙，一个邮政代办所，中药铺、猪肉铺、馒头铺各有一家，还有一个极简陋、只能提供住宿的旅店。其余都是住户。有一家大门上的对联写道：“曾作乡村曾作市，半为商贾半为家”，道出了这个小镇的特点。
浠水乡间民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十五，三家店都有民间聚会，叫做“玩十三”“玩十五”。这两天，只要家里的事丢得开，又有同龄人相邀，母亲也会去玩一次的。母亲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藏青色衣裳，大襟衣服右上方的纽扣处，掖一块白色手帕，往头发上抹点食用油，梳理平整；脑后的发髻上，插两根出嫁时的银簪，再绾上几根翠绿、修长的小麦叶片——这就算是母亲最精心、庄重的打扮了。
到三家店“玩十三”，也就是在山坡上走走看看。满山坡都是人挤人、熙熙攘攘。也有卖小吃的，油炸糕、油条，都是现炸现卖，香气四处飘散。还有把荸荠洗净，一个个鲜红发亮水灵灵的，用竹签穿成串卖。偶尔有一条龙灯，敲锣打鼓从山坡上招摇而过，小孩子小青年，都争先恐后地看热闹，又跑又叫的。
1950年夏天，母亲还去过一次浠水县城，看见了大卡车，算是长了见识。而这点见识，又不过证实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早就对她说过的一句话。
那时候，农村几乎家家都习惯烧松毛（即松针）做饭，我家也是。每到秋末冬初季节，家家的壮劳力都到十几里以外的大山上去扒松毛，储存起来，准备度过冬天和春天。我哥哥扒回的松毛，一捆一捆地码在大门外的空地上。两米多高、一米多宽、五米多长的松毛堆，像一段城墙；等拿掉几捆以后，城墙一端的上面便缺了一角，整段城墙就像一辆大卡车，缺角的一端是车头。
我有个堂兄的小女儿叫末末，外婆家在公路边上，她在那里见过大卡车。有一天，她对我母亲说：“四婆，你家的松毛堆像大卡车。”母亲没见过汽车，只是“嗯”了一声。直到她去了一趟县城，看见大卡车了，回到家就说：“末末说得对，我家的松毛堆是像大卡车。”
二
母亲的衣服上是没有口袋（那时叫荷包）的，上衣没有，裤子也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没有。这简直不可思议，却是事实。
口袋的重要功用之一是装钥匙，可母亲身上不带钥匙：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小箱子、小柜子、抽屉，是不许别人打开她要上锁的。
大门也不上锁，全村十几户人家，家家如此。如果哪家都外出了，家里没人，就把大门顺手带上，顶多将两扇门外面的两个铁环，用稻草绳系上，防止狗或猪，进屋里偷吃的。全村十来户人家，不仅各家的祖宗八代都知根知底，就连各家有几门亲戚，也都门儿清。万一偶尔有陌生人到了村里，一群狗就会狂吠，陌生人走到哪，狗们就紧追到哪，狂吠到哪。一旦有这种动静，附近田畈里干活的邻居，都能望得见，也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直起腰来，大声询问：“那是哪个？有么事？”
母亲身上从来不装钱，也没花过钱。穿的衣服是自家种的棉花、祖母纺成线、母亲自己织成布、请裁缝到家里来做的；吃的粮食蔬菜，都是自家种的；食用油，也是自己种的花生、菜籽榨的。母亲更是从来不买化妆品。母亲必须买的东西只有一样——火柴（那时叫洋火），她天天做饭要用。那时经常有货郎担下乡，货郎担的火柴，可以用鸡蛋换。母亲就是用鸡蛋换火柴的。母亲用火柴非常节省，只要有邻居生火做饭了，她就拿一团松毛去引火，不擦火柴的。要擦火柴，顶多做早饭时擦一根，做完早饭，就将没烧透的松毛、小树枝，沤在灶膛中央，用火钳拍拍紧，等到做午饭的时候挑开，露出红红的火种，撒上一些松毛、树叶，用吹火筒一吹，火就着了。做完午饭，再照样操作，做晚饭也不用擦火柴了。一盒火柴，母亲能用一个多月。
母亲身上不装钥匙不装钱，衣服上的口袋就没有必要，做口袋的布，也省下了。
三
养猪是农家一项重要的副业。我家的这项副业，是母亲一人承担的。
每到春天，打听到哪个村有母猪下崽了，便到那里去买小猪。因为小猪要刚刚断奶才能买，所以叫“抱奶猪”。
我家抱奶猪，是父亲的事：父亲懂得挑选奶猪的诀窍。要从一窝奶猪中挑出最好的，得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看奶猪的吃相：吃母猪的奶或者见了别的食物，就没命地往前冲、挤，甚至从别的小猪背上踩过去抢着吃，这种奶猪就好，容易长膘。二是要看猪的骨架子，腿长腰身长的奶猪好，长得快，长得大。
奶猪抱回家，就都由母亲照料了。刚离开母猪到一个新环境的奶猪，不是乱钻乱窜，就是躲到哪个旮旯不出来。这就要用绳子系住，拴在桌子腿上，或者在山坡草地上钉一根木桩，栓在木桩上。等小猪长大了一些，能认识家了，才解掉绳子，早上喂它一顿，便赶到外面的草地上、山坡上、稻场边去觅食。
中午时分，猪觉得饿了，有时会回家来要吃的，可以喂一点饲料，下午再外出去觅食；天一擦黑，猪就回家，这时才着实喂一顿饱。
猪的饲料，都是母亲准备的，除了每天的泔水，还有各种粗的或者细的谷糠、碎米，在大铁锅里煮熟，储存在大木桶里。喂猪的时候，兜一瓢饲料，再舀一瓢泔水，倒在石质的猪槽里，猪就吭哧吭哧大口地吃。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年底卖猪时的情景。
一头猪养了一年，毛重怎么也有一百多斤，可以卖了，家里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就母亲自己来说，她落不下一分钱。
我家的猪，都是卖给一个很熟悉的屠户。每年年底，他都会到家里来，同父亲讲好价钱之后，约定日子来牵猪。
屠户来牵猪，一般都在傍晚，这时候猪也回家了。母亲给猪喂些它爱吃的饲料，仿佛是最后一次招待，要送它上路了。这次喂猪同平常很不一样。平常的日子，猪要吃，就摇着尾巴围着母亲转，不时低声哼哼，好像告诉母亲，它饿了。母亲忙着做饭、烧火，不理它，它要么用长嘴拱拱母亲的鞋，要么用肚子往母亲腿上蹭，都表示它要吃。母亲忙这忙那，嫌它碍事，有时拍他一巴掌，有时用脚拨它一下，它叫唤一声，躲开一点。过一会儿，又到母亲身边蹭，哼哼地低声叫唤。
可喂猪“上路”的这次，母亲总是在旁边看着它吃，一会儿往槽里添点泔水，一会儿加一瓢熟饲料，或者往槽里撒一把细糠。
等猪吃饱了，屠户便拿一根粗麻绳，套在猪胳肢窝上，打一个越扽越紧的活结，要把猪牵走了。
屠户拽绳子，猪挣扎着不肯走，嗷嗷地叫唤，等拽出了大门，猪叫得越发厉害。
好像是最后诀别的时刻到了。母亲便“嗻儿——嗻儿啊”地唤猪。也许在母亲看来，猪的肉身是卖了，要被牵走了，但猪的精气，猪在我家相傍一年的情分，是不能卖掉、也是卖不掉的，一定要召唤回来，永久留在家里。
猪听见母亲“嗻儿——嗻儿啊”熟悉的唤声，便发疯似地冲着吼着往回跑，屠户只得使劲浑身力气拽着走，猪的四蹄硬是死死地撑在地上不动，最后几乎是被拖着走了，地上划出四条明显的印痕。
猪还是一路尖叫，到了水塘岸上，还叫；到了田埂上，还叫；只是越走越远，叫唤声也越来越小，等绕过了小山坡，叫声才逐渐消失，听不见了。
猪被牵走了，母亲坐在家里，一声不响。天黑了，母亲才默默地做晚饭；吃完晚饭，母亲又默默地收拾碗筷；然后默默地拾掇拾掇，洗一洗；最后，默默地上床睡觉了——比平时要早得多。
按惯例，屠户牵走猪的第二天一早，就杀了卖肉，父亲也按惯例在那天早晨去肉铺，拿回一些猪内脏、猪血，以及两三斤猪肉。晚上，全家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多做几个菜和汤。可就在这一天，这顿晚饭，对这些菜和汤，母亲是从来不吃的，连尝都不尝，一口汤也不喝。
四
孩子怎样称呼父母，各地区都不相同。北方大都称父亲为“爹”，浠水农村只称祖父为“爹”，称父母则另有规矩。男性在自家（或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一者，其子女一定称他为“伯”，称母亲为“妈”；排行第二、第三的，其子女称他为“爷”，称母亲为“娘”，我父亲排行第四，我们兄弟姐妹称父亲为“父”，称母亲为“大儿”（必须带儿化）。我们从小到大，对父母一直这样称呼。
我上初中后的一天，母亲忽然喊我的乳名，问我：“什么时候我看见你和同学在一起，你会向他们介绍，就说：这是我的母亲吧？”
我当时一愣，觉得母亲问得蹊跷，只是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算起来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仿佛解开这个结：母亲分明是鄙弃“大儿”这个称呼，希望我为她正名：她是母亲；并且让我的同学也都知道。
我当时竟毫无察觉，毫不理解，多么迟钝和痴呆啊！
如果要探求事情的究竟，这得说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在农村教私塾的先生，年复一年地给学生讲四书五经，在农村算是大知识分子了。父亲还能写漂亮的毛笔字，方圆几里以内的庙宇神龛前黑地金字的大匾，诸如“慈航普渡”“有求必应”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本村和邻村家家堂屋正中墙上贴的“天地君亲师位”（俗称“天地菩萨”），多数也是他写的。这样，我家也就不时有客人来访，父亲同他们闲坐聊天，中外古今，天空海阔，无所不谈。
母亲肯定是一次又一次从父亲和客人的交谈中，听到一些故事和典故，比如“孟母择邻”中的孟母，“曾参杀人”中的曾母，等等。母亲知道了“大儿”同“母亲”意思一样，只是在感觉上，一个听起来是那么轻飘飘，像瘪谷壳子，用簸箕一簸，随风扬出去的就是它。另一个则像是饱满的稻粒，下到水田里能发芽长叶，成了秧苗后会扬花，结出稻子。一个土得掉渣，一个正规文雅，上得了台面。明礼的人，读书的人，有头有脸的人，外面的人（浠水农村，习惯把本地农村以外的一切地方都称作“外面”），连同古代的圣人贤人，都叫“母亲”。这情形一次再次发生，就在母亲的心里酝酿着波澜：曾参的母亲织布，她也织布，而且还生育了三男二女，可没人认可她是母亲，这是凭什么？为什么？——我也是母亲！我就是母亲！母亲还会想到，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我一人上学念书，“母亲”二字，只能出自我之口而不会出自他们之口。所以，母亲才那样问我。
对于母亲的设问，我原本理解为：这是母亲灵魂的觉醒，是对乡村社会传统习俗的反叛，是对作为母亲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也是对平等、文明生活的渴望。
如果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提纯，这样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可是，当我联系母亲实际的生活状况考量，就觉得有些扞格。母亲对乡村某些传统观念，还是信守不渝的。比如，以乡村旧观念看来，女性是秽气和肮脏的，女人的下身不能高过男人的头部，女人在梯子上或者楼上，男人就不能从下面走过，万一不小心从下面走过去了，就要赶紧伸开手掌在头顶上拂了又拂，像掸灰尘一样，拂掉秽气。只要母亲一上梯子或上楼，就大声喊：“我在上面，你们莫过来！”
还有一种俗习，家家晒衣服的竹竿，都是一头高一头低，高的一头有两米高，低的一头约四五十公分。男人的衣服晒在高的一头。我家的晒衣竿，总是父亲的衣服在最高处，依次是我们几兄弟的，母亲的衣服在最低的一头；她贴身用的都是破旧的布条，那是怎么洗都洗不净的“脏东西”，有时就摊在灌木丛上晒，不配晒在竹竿上。从来都是如此。
还有，就算我们兄弟姐妹都叫她“母亲”，她每天干的事情——洗衣、做饭、舂米、磨面，一样也少不了，不可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获得解放。她并非为了得到实惠，她也得不到任何实惠。相反，她被认可为“母亲”以后，会不会当作“最高奖赏”，因而更加残酷压榨自己生命的汁液，奉献给我，奉献给我的全家？
说了归齐，母亲希望人们认可她为“母亲”，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和安慰，一种精神上的胜利罢了。
可是我，她惟一的上学念书的儿子，连这点精神上的安慰都没有给她，却回报她一双冷眼！
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愧悔、伤痛和悲哀。
我要写下我的愧悔、伤痛和悲哀，为母亲，为自己，也为我的后代。
一切都过去了！永远是太晚了！事到如今，即使我跪在母亲坟前呼唤母亲，无论出声也罢，不出声也罢，呼唤十遍也罢，百遍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五
母亲一生极少哭泣，她的眼泪，似乎只给自己的儿女。
我记忆最深的要数姐姐出嫁的那年，再就是我去长春上大学的时候。
按农村习俗，男家决定娶媳妇的日期，一般得在春节期间通知女家，叫
做“定日子”。男家得备一些彩礼，各种食品、红包之类，在一张红纸上写明婚期，一并送到女家。
姐姐出嫁的那年，男家也在春天送来了彩礼，婚期限定在那年冬季。
打那以后，母亲就很少有笑容了，指不定哪一天，哪个时候，就哭起来，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边哭边诉说。
“儿喏——我的肉喂——儿喏啊——”
郁结于胸中的哀伤之气，爆发式地喷薄而出，然后渐渐地由强到弱；一口气呼尽了，紧接着深吸一口，再喷薄而出，再由强到弱，如此一声赶一声，声声紧逼。这样强烈穿透力和感染力的哭诉声，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农村还是城市，都再也没有听到过。今天回想起来，哭声仍在耳边，仍然感伤，仍然心灵震颤。
由于实在不忍心听，母亲究竟在哭泣的同时诉说了什么，怎么也想不清楚了，大概是称赞姐姐如何会干活、能吃苦，在家没过什么好日子，姐姐如何可怜之类。
就这样，母亲断断续续哭了整整一年！
母亲哭的时候，家里人也不劝阻，由她去哭，据说是哭出来心里要好过一些。只有到了吃饭或者该睡觉的时候，才淡淡地提醒她：“饭凉了，吃饭吧！”或者是：“不早了，睏醒（睡觉）吧！”
浠水农村，习惯把女儿叫做“人家的人”。就婚姻而论，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女儿一旦出嫁，便要伺候公婆、丈夫，然后是生儿育女，替夫家传宗接代；最后自己成为婆婆，关爱自己的儿女，说是“人家的人”，还算比较靠谱、实实在在的。
有一种情景，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夜深了，全家人都准备解衣就寝、吹灯上床。就在这当口，命运之神攫住女儿，将她孤身一人拉出门外，推向黑暗和恐怖笼罩的无边荒野。骨肉分离，母亲的心，顿时碎成齑粉，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母亲另一次哭泣，是在我考上大学以后。
1952年夏天，我考上了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母亲不知道长春在哪里，便问父亲。父亲说：在东北，路很远，坐火车要走几天几夜。
火车是什么车？
也是一种车，有几十辆汽车那么长。听人说，火车跑起来，从车里看车窗外的树，都一棵接一棵向后面倒。
我的故乡属丘陵地带，环顾四周，青山连着青山，严丝合缝围成一个大圆圈，像一道青色的高墙。母亲无法想象青山外面的人们怎样生活，更无法想象几千里之外了。上大学，一去就是四年——四年！一千多个白天和黑夜，看不见心爱的儿子。爱儿是母亲生活的太阳，看不见太阳，在这世上还能活吗？！
“儿喏——我的肉喂——儿喏啊——”又是凄楚绝望的嚎啕。
父亲比母亲眼界要开一些，心肠也硬一些，他数落母亲说：孩子出远门，哭啊哭的，不吉利！孩子上大学是好事，有人想上还上不了哩！过几年就回来了，有什么好哭的！真是的！不要哭了！哭是晦气！
父亲的“哭就不吉利”这些话，起到了震慑作用，母亲最怕对爱儿不吉利。她真的不再哭了，可是神情也大变了。打那以后，我好像比以前更少见到母亲了，母亲也很少面对我，有时候似乎母亲望见了我，当我面向她时，她就看别处了。母亲对家里人也尽量回避。家里人不止一次发现，母亲独自一人猫在犄角旮旯里，泪流满面。
我上大学的行装，经过一个来月的准备，就绪了。离家的那天早饭后，父亲、哥哥、村里的叔叔哥哥们为我送行，大家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又是叮咛嘱咐、又是拿行李挂包，惟独不见我的母亲。而我，也竟然没想起同她告别。
这个最疼爱我的人，这个把我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的人，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就这样无声地淡出了。
至今我也回想不起来，我同母亲最后一次面对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
在那时候，在我的故乡，照相被认为是奢侈的事情，而且还会摄走人的魂魄，母亲也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母亲的影像，也就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了。
上大学以后，给家里写信还是老套子：“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父亲大约会把我的信念给母亲听的，虽然她没有亲耳听到我叫她“母亲”，并且介绍给我的同学。
大学期间，由于经济拮据，路途遥远，寒暑假我都没回家。大三的时候，收到一位中学时同学的信，信中说，我母亲在我去长春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没有告诉我。这对我是晴天霹雳！我禁不住回想那段时间的一些琐事。到长春不久的一天夜里，睡梦中分明听见母亲的哭声，我惊醒了。这事千真万确！也许，这是母亲即将告别人世时，同爱儿的心灵感应。还有一次，父亲在信中说，母亲生了一场病，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会生病了。看到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有深究，更没有往那方面猜想。
195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家，本村的一位婶子告诉我，我到东北之后，母亲天天哭，有时手里拿着我的照片，对着照片喊我的名字。过后对人说：我喊他，他不答应我。
对爱儿的爱，变成了爱的无奈。
母亲原本存有一点梦想，希望我离开乡村社会，远走高飞。但这只是一面。还有一面是，她不能没有同爱儿的呼应、交流，哪怕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饭，下雨时能给我挡挡雨，衣服脏了能替我掸掸灰，都是一种满足，生活也会踏实。可我上了大学以后，这一切都飘散了，面对的是一片空无；即使大好的晴天，在母亲眼里也是细雨濛濛。
对爱儿的爱的无奈，转化成了“爱之癌”，这“爱之癌”又迅速地扩散，身体机能很快损耗殆尽，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
我离家的时候，母亲十分健康，身板硬朗，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一条坚实的生命，就彻底被摧毁了。
婶子说：你母亲硬是慊（想念）你慊死的。这话，我信。我可怜的母亲！
有人说，犹太教、基督教，有一点观念似乎相近：“一切从尘土而来，终要归于尘土。”
母亲早已“归于尘土”了。她的坟茔在我老家东北方向的山上，朝向我的老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将老家的房屋统统拆掉，搬迁到东北方向公路边的山坡上去了。现在她的坟茔，则是背向老家了。
她的坟茔朝向老家时，是在守望着自己的儿女子孙；背向搬迁后的老家时，她是在站岗，守护着自己的子孙儿女。
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遭遇怎样的人生风雨，我都不会忘记故乡山冈上那抔尘土。
那永远是温热的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