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红薯摊边的小女孩
作者：吴凯松
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风肆无忌惮地在巷子里穿行。很多店铺为了抵御寒风的侵袭，早已在门口挂起了门帘，小摊小贩们也因为惧怕寒风不出摊了。当我匆匆往家赶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鲜艳的色彩，如彩虹般艳丽。一个小女孩在巷子里来回奔跑着，仿佛一只飞舞的花蝴蝶。这个欢跑着的小女孩，最后停在了一个烤红薯的摊位旁，依着摊主站着。
那男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脸很黑，衣服颜色也很暗，和这阴霾的天气浑然一体。身边的小女孩和他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女孩儿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稚嫩的小手也留下了寒风划过的道道痕迹。她似乎并不在意这恶劣的天气，依然无忧无虑地跳动着，一顶嫩黄色的帽子戴在头上，帽顶两个毛茸茸的小球时不时地来回摆动，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看见我来到他们面前，男人和女孩都露出了笑容，礼貌而友好。
我拍了拍女孩儿的头，向那男人问道：“你女儿吗？”那男人点了点头。“多大啦？”“四岁。”孩子很懂事地抬头朝我笑笑，两只眼睛晶莹清澈。
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在幼儿园里和伙伴嬉笑逗乐，而她却和父亲一道忍受着寒冷。我问：“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让孩子留在家？”“我不冷，爸爸还带着火炉呢！”女孩抢着回答我，又冲我笑笑。
男人摸着她的头说：“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孩子半岁时，她妈就出车祸没了。”他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她刚学会走路，我就带着她离开老家，出来找事做了。”
“一直卖烤红薯吗？”我问道。“刚开始的时候是贩鱼，每天都得起很早，天不亮就要把孩子叫醒。一到市场上就顾不得她了，她困了就在我怀里打个盹，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他看了一下孩子，接着说，“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了，就算窝在我怀里，她的小手小脚也还是冰凉冰凉的。”他眼里充满了歉疚和无助。“为了不让她跟着我受冻挨饿，我就卖起了烤红薯，虽然没有贩鱼赚的钱多，但可以照顾孩子，有一个暖烘烘的火炉，有热乎乎的红薯，她就不会那么冷、那么饿了，我心里也好受多了。”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怜惜地看着自己的小女儿。
我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女孩身上。白白净净的小脸，干干净净的衣服，鲜鲜亮亮的色彩，就像被妈妈精心打扮过一样俏丽。在我看来，女孩的神气，不仅仅是因为能随时吃到烤红薯，更多的是因为父亲给她营造了一个在天寒地冻中能感受到温暖的“家”，使她幸福得就像一个公主。
我一度很反感烤红薯，认为那是极不卫生的食品，看见或闻见都会产生一种不适感，但今天，我忽然感觉它是那么亲切，它的味道是那样香醇浓郁。
女孩很内行地在父亲烤好的红薯里，用小手捏来捏去，挑了一个软软的，递到我面前，“阿姨，这个好吃！”我剥开热乎乎的红薯，咬了一口，一股久违的香甜扑鼻而来。我将堆放在铁炉上的烤红薯全都放在了秤上。说不清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内心却涌动着一种真切的幸福……
一筐青梨
作者：聂虹影
那时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滇西南深山中一个叫做大石洞的地方军训。
我们所在的营区，处在半山腰，一幢矮矮的两层小楼，依山而建，山谷中一片相对平整的场地，成了我们的训练场。山上的土是红的，据说这种土质庄稼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吃的米、菜都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运来的。盘旋迂回的山道很窄，曾有一个为我们送食品的司机不慎连车带人翻入山谷中，车报废了，人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只是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位截瘫”，可惜的是那名战士只有17岁。营区周围遍布松树、荆棘，树木并不高大，也不茂密，所以春天来时，野花常常来抢占空间，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把整座山装扮成一个童话世界。这里的天很纯净，落日也很美，夕阳常常变幻山的颜色。有雾的清晨，我们出操时，身前身后都被一团团的白所笼罩，如同坠入仙境。但景色的美丽替代不了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的孤寂。这里缺水，所以楼里尽管也建了厕所，却无法使用，上厕所只好到那片训练场旁边的旱厕去。一到这里，我就听说了曾有女兵在夜里去上厕所时失踪的故事，由于流传年代久远，真假已无从考证，但我宁愿相信是真的。我们每天就在这里训练、学习、吃饭、睡觉，少有别的娱乐。电视机满是雪花，收音机也收不到几个台。我的青春一段时间禁锢在这里，被定格成一张缺少色彩的黑白底片。
那日，我从饭堂出来，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墙角，面前的背篓里是一筐青梨。那个女人戴着一顶发白的“解放帽”，穿着破旧的蓝卡其布上衣，脚上那双沾满红泥的鞋有好几个洞。那张黝黑的脸满是汗。她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买几个梨吧，一毛五一斤（云南人所说一斤即一公斤）。”眼中满是乞求。
我的心一动，弯下腰捡了几只梨，称好付完钱后，我问了一句：“吃饭没有？”她摇摇头。我知道，这方圆十几里都没有人家，她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的。我转过身去，返回饭堂，从剩下的米饭中盛了一碗。我至今没想明白，当时菜和馒头都那么珍贵，唯独米饭却可以敞开随便吃。我将那一碗白米饭端到了妇女面前，捧给她。女人的眼睛一亮。她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狼吞虎咽，而是很胆怯地问我，能不能找张纸或袋子来。看我一脸诧异，她连说带比划，费了好大劲才表述清楚：她要把这些米包起来带回家去，因为她的孩子从未吃过米饭。于是18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竟还有没吃过米饭的人！我连忙找了张报纸过来。那女人把米饭包好后，竟然一定要再往我兜里塞几个梨。我大窘，拼命拒绝，我想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在拿食堂的饭做交易呢。我不要，她一定要给，拉拉扯扯好一阵子，最终我还是挣脱掉了。
就这样，过上几天，卖梨女人总会在阳光很好的午后出现在饭堂门口。每次见她来，我都会返回饭堂，悄悄给她端一碗米饭，而她每次都用纸包了，小心地放入梨篓中，从不尝一口。
天气渐凉时，我们的集训也接近了尾声，临走的前一天，我又见到卖梨的女人，最后一次为她打了一份米饭，然后向她告别。她当时的表情是木讷的，只是点头，连起码的客套话都没有。不曾想，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完全亮，宿舍就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打开门，是那个卖梨的女人。我很惊奇，她是怎么找到我房间的？只见她将一筐梨递给我说，今天不卖梨，是特意送给我的。我拼命推辞，她却固执得很。没办法，我拿出10元钱塞给她，又轮到她和我推让。当我说不收钱就不接受梨时，她把钱接住了。好不容易送走她，等我返回房间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时，开门一看，门旁水泥地上，一块小石头下压着我的那张10元钱……
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到过那里，但每每忆及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有关大石洞的记忆总是和那个卖梨的大嫂连在一起，眼前总是晃动着那筐青梨。20多年过去了，那位大嫂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不知今日他们生活得如何，是否还将米饭看得如此珍贵。
台湾那边的“家人”
作者：黄观玉
我是一个民警，一个远离台湾的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的中层干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现在还去不了台湾，但这些日子，我总想起已经故去的台湾的“家人”。
25年前，我在派出所当户籍民警，一天，所长交给我一封信，信封和信纸磨损得厉害，一看就知道经过了好多人的手。内容是一个名叫林楠的台湾人找寻他失散很久的亲人。
上世纪80年代，科技没这么发达，两岸关系也刚缓和，为台湾同胞找亲人确是件敏感难办的差事。我挠了会儿头，就骑上自行车到了社区。
户籍警就是走街入巷，时间长了，和居民的感情就深了，啥情况容易摸得到。我带着“林家湾、姓林、台湾”这几个字眼转了一上午，就探到了林女士家。林女士叫林薇，60多岁，一人独居，行为孤僻，脾气倔强，但和我处得好。老人家一身书卷气，谈吐优雅，学识丰富，尤其是对问题的看法令人折服，比如，都说二胡演奏家阿炳“二泉映月”是他对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林女士却说是暴雨过后彩虹下的宁静，是饱尝炎凉后的淡然。这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到她家与其说是走访，不如说是请教。见到老人，喜滋滋地将信的内容说一遍，没想到，原来和蔼可亲的林女士先是一怔，接着雷霆大怒：“我没这个弟弟，他早死了……”吼得我找不到北，但随后她越吼我越踏实：她失态的表情、言行告诉我，她就是林楠的姐姐。那时我虽年轻，但从警的经历让我已经练出了劝解的本领。待她平静后，才细心劝。原来，从1948年林楠到台以后的几十年里，林女士和父母因他遭受了很多罪，父母相继去世，她也独身到老。我从历史、亲情和现时两岸的情势多方劝解，终于消解了她的怨气，她同意林楠来大陆探亲。于是我长嘘一口气，向所长交了差。不多久，所长告诉我，林楠要来了，要我把他送到家。
第三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汽车站，顺利接到林楠。老人满面皱褶，一头白发。他见到我先是怔怔地看，再紧张地四处张望，最后惴惴不安地低声问：“就你一个人来的？”我当然知道他的话意，笑呵呵地回答：“咱们的老乡亲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是朋，我来迎。”拍拍单车的后架，“这不，开着警车接你来啦。”
林楠被我的话引得笑起来，顿时轻松，坐到单车后座上，由我驮着直到林家湾林家老屋。
至今记得姐弟俩见面的情景。林家铺着青砖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互凝视着。突然，光线一闪，林薇抬手一掌打在林楠的面颊，声脆得像栀子花的花枝被打断。“你害死我们了！”接着一下子扑到弟弟身上，两个人拥抱着号啕大哭起来。
1948年，国民党撤离济宁，中学毕业后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没多久的他，懵懂间跟着撤出，而后一路辗转到了台湾。留在济宁的父母、姐姐因此饱受了困扰。父母相继去世，林薇独身到老。看着两位老人沧桑的脸上满是泪痕，心里很酸，在历史、命运面前，人，实在太渺小了。但是，我不能一味地感慨，两位老人哭坏了身子就麻烦啦。我使劲地劝。好半天，他们才止住悲声，席地坐着说着分手后的生活。我边给他们倒水，边听他们宣泄。40多年了，他们身分南北，不一样的处境，却一样的艰辛。
渐渐地天黑了，我到外面买了3碗炖鱼还有锅贴，都是林家湾的名吃，果然，林老伯见到很是高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在台湾常常做梦吃林家湾的炖鱼和锅贴。
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我天天去看老人，陪他们逛街、郊游，不重样地吃济宁的小吃，最初林楠还推让，到后来熟了，我未去就打电话喊，话自然越来越随意。有一次他竟笑着说，你这警察这么热心地对我这台湾人，我还认为你受上面指示在监视我呢。我大惊。他接着解释两岸隔绝、敌视这么久了，这样怀疑是正常的，这些天留意你，确知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好警察。两岸就像亲兄弟，因为家产一类的事情打架了、分家了，但还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
半个月后，林楠回台湾了，也把姐姐接去团聚。临走的时候，老人把房门的钥匙给我，打那以后，我三天两头开开门，扫扫院子，收拾下屋子。两个老人常常给我寄信，寄照片，我回信，相互介绍两岸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信变成了电话，变成了网络，变成了视频。我们无话不谈，感觉真成了一家人。就这样10多年过去，林女士病故，再几年林楠病故，再几年，他们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线，淡出了我的生活……
现在，好想，到他们坟前，献一束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