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蔡蔡，女，32岁，某公司职员
记录撰文：叶何
蔡蔡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总算晴了，这几天好冷啊。”说着，她还缩了缩脖子，对着太阳眯起了眼。
蔡蔡在电话里说她是个有些古板的人，但她的衣着并不古板，反而比较活泼：粉色针织衫，小皮裙，薄皮靴子，还围了一条嫩色的花丝巾。头发是烫染过的，很随意地披在肩头。一张脸白白净净的，眉眼都很欢悦，是那种大众都乐于接受的形象。
蔡蔡说她很爱她的丈夫，对丈夫十分专一。其他的男人只要对她有亲昵的举动或是非分之想，她都是严词拒绝。为这，她不惜得罪人，甚至失去些机会、遭受些损失。她一直以为丈夫应该以她的纯洁和专情为自豪，没想到的是，丈夫对她并不满意，还埋怨她过于死板，放不开，不会来事，不是他的好帮手。蔡蔡对此十分困惑，她说：“难道忠丈夫和帮丈夫是一对矛盾吗？我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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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立宪的时候，他还没从单位出来，在单位做办公室副主任。我当时在他们单位旁边的商店站柜台，商店不大，但货品比较齐全。立宪单位买东西经常到我们店，加之他们单位头头和店里的负责人有点关系，也很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
先前来买东西的都是办公室的小张，但后来听说那小张有些不太地道，好占公家的便宜，就由立宪亲自采购，这样他就和我们都熟识了。
我们店站柜台的一共有五个姐妹，她们几个都比我热情，也更会为顾客服务，但立宪好像却特别喜欢跟我打交道，有事没事总蹭到我柜台前聊七聊八的。我话不多，常常是他说我听。但他也不介意，还是谈得很起劲。他的话路子广，说话也风趣，店里的姐妹都喜欢听他侃，他一来，大家就都很兴奋。
渐渐地大家都看出了立宪对我的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喜欢上他了。但他不提，我也不会主动向他表示什么。不久，我们店的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是立宪他们主任对她说，立宪想和我谈朋友，他们也愿意撮合。我心里很欣喜，总算是有人点破了那层纸；但我又感到有些遗憾：为什么他不自己来向我表白呢？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领导介绍这种土得掉渣的形式，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后来他说他是见我成天一本正经、刀枪不入的样子，实在不敢轻举妄动，害怕遭到拒绝，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多丢人啊。
我们谈恋爱很平稳，没有那种澎湃的激情，但也没有像许多恋人那样三天两头吵架闹气的。他这人还是很会关心人的，对我照顾得比较周到，对我的家人也彬彬有礼。我觉得和他一起心里踏实，也就认定了他是我要厮守终生的那个人了。
谈了才大半年，我们就准备办婚事了，好像也顺理成章。婚礼是在酒店举行的。结束后，他的一帮哥们跑到我们的新房里“闹房”，立宪那天喝了不少酒，特别兴奋，就说让那帮哥们放开了闹，还说农村有个说法，闹新房时没规
矩，就不用讲那么多了。
那些哥们先是把奶油抹到了我们的被子上，又让立宪当众抱我吻我。得到了他的鼓励后，他们越发造次了，有几个还对我动手动脚起来。我心里很恼火，但在大喜之日又不便发火，只能尽量躲闪着。哪知他们更来劲了，有一个人还搂住了我要和我亲嘴。我一边挣扎着，一边求救地看着立宪。立宪却哈哈地笑着，好像并不介意。我一阵火起，狠命地推了那人一掌，然后狠狠地盯着他，脸色肯定很难看。那人愣住了，其他人也安静下来。过一会儿，他们就都识趣地走了。
送走了他们后，立宪一个劲地埋怨我太不够意思，不给他面子。我说难道你就愿意你的新娘遭人调戏吗？立宪不吭声了。新婚之夜，我们闹得不大愉快。
虽说结婚时我们有些不愉快，但婚后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平静。有了孩子后，由于两人都一条心对孩子好，关系倒也和谐。立宪是个顾家的男人，总是尽可能地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不让我和孩子受委屈，这一点我很感动。我店里的小姐妹都先后嫁了人，不如意的居多，因此她们都羡慕我有福气，还说如今像立宪这样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实在太少了。
立宪工作很求上进，原来的办公室主任调走了后，他就理所当然地接了主任的班。办公室是单位的管家婆，先头的主任工作不大负责任，管理不善，落下了许多后遗症。立宪接手后，从建章建制做起，严格管理，工作很有起色，原来的遗留问题也都摆平了。立宪的头脑也比较活络，在经济上也搞得很活，给单位带来了不少的收益，职工们也都非常满意。
但单位的头头对他好像总有些戒备心理，不太愿意提携他，还常常有意识地压着他，似乎是怕他翻起了大浪。立宪为此十分苦恼。在一些“高人”的点拨下，他决定努力改善和头头的关系，尽量求得他的支持。这样，以前从不串门的他也时常带着我到头头家串门了，聊聊家长里短的，融洽一下气氛。过年过节的，他总让我给头头家送些礼品过去，说是疏通关系。依我的个性，我最不愿意做这种事。但考虑到立宪的进步，而且他一个男人去送礼多有不便，就还是极不情愿地去了。
在和那个头头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人不很正经，看人有些色迷迷的。我很反感，就对立宪说了我的看法。立宪满不在乎地说：“他这人是猴子不吃人生相难看，其实不会把人怎么的。”我说反正我不想理这样的人，看那样子恶心。立宪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我们有求于他，而不是他求我们，你板着个脸怎么求人呢？该活泛时还是活泛点嘛。我对立宪的话很不以为然，就和他争吵了几句。
过了不久，立宪请那头头到我家里吃饭。饭桌上，那人频频向我敬酒，我在推辞不过时就抿了几口。结果那人以酒带性地要和我喝交杯酒，还挽着我的胳膊，一张酒气熏天的脸使劲往我跟前凑。我不胜其烦，尽管立宪拼命使眼色叫我将就，我还是甩开胳膊黑着脸跑到了厨房。那人肯定有些恼火，不知道对立宪说了些什么。他走后，立宪气鼓鼓地责备我太不随和，不会来事，弄得他下不来台，还说我这一搞，说不定就前功尽弃了。
也不知道是我真的坏了他的事，还是有其它的原因，立宪在单位好像呆不下去，就出来自己干了。他和几个哥们合伙开了个公司，承接一些工程。由于公司小，接活很困难，立宪做得十分辛苦。他成天在外奔波，除了跑武汉三镇，还跑下面县市，一丝希望都不放过，人累得又黑又瘦。
这期间，我工作的商店改制了，我的工作岌岌可危。而立宪公司人手又不够，尤其是由于刚起步，开不起高薪，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人。立宪和我商量，让我到他公司工作，和他一起干。本来我觉得不太合适，也怕他的那些哥们有想法，但立宪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老婆，在这最困难的时期，你不帮我谁帮我啊。”我就干脆辞了职，和立宪一起打理公司。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只愿意搞些内务。但立宪说出去谈事女的比男的要好说话一些，鼓励我和他一起出去谈业务、揽工程。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们公司的业务弄清楚了，立宪又教了我一些场面上应酬的事，我就上阵了。说实话，我人不笨，和人谈判说得出个七七八八来。也不怯场，一般的场合都能从容应对。但我烦的就是喝酒，以及酒桌上的那些应酬。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些坐在办公室里斯斯文文的人，一到了酒席上，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又粗又野，还胡搅蛮缠。死要我喝酒不说，还大大咧咧地跟我说些很野很黄的话，甚至手脚也不规矩起来。鉴于每次的谈判都关涉到公司的利益，我开始总是强忍着恶心与他们周旋。但时间一长，我就忍不住了，会不管不顾地拒绝或者躲避。这些人就觉得很扫兴，有时还骂骂咧咧的不欢而散，生意的事有时也就泡汤了。
立宪对我的行为十分恼火，跟我吵过几次。他说你以为你是金枝玉叶啊？公司开不下去谁都只有喝西北风！没见过像你这样死不开窍的实木疙瘩！还说群哥多有福气啊，他家嫂子那么会行事，方方面面都替群哥打点得好好的。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他说的群哥也在开着公司，他老婆是会来事，但名声并不好，不久前立宪的哥们还在笑群哥绿帽子把头都戴歪了。难道要我学那女人、为了几个钱就去“献身”？
我和立宪争吵得很厉害。最后，我愤而离开了他的公司，到现在的这家公司做了文员。
我真的不明白，对一个男人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宝贵的。是女人的好品行和对他的忠诚，还是他的仕途和利益？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但当自己的丈夫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时，我也会感到惶惑：既是这样，我为什么又要如此坚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