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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有个古钟楼

  武威有个古钟楼,位于武威城东北角的海子巷里。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破旧的小巷进去,走到尽头,有一座巍峨的建筑物,这就是古钟楼。在12米高的灰砖台基上,矗立着一座檐牙高翘,彩绘辉煌,雄伟壮观的木质楼阁。据说里面悬挂着一口大铜钟。传说大铜钟是由一名殉情的忠贞女子化身的,那一声声钟鸣就是她对心上人深情的悲泣,钟声一响,响彻千里。

  

  在古钟楼下过来过去,我从没有上去过,我也没有听到过大铜钟鸣响的声音。我经常抬头望着这座雄壮的钟楼,脑海里总是有几个疑惑在萦绕:能声震千里的大钟该有多大多重呀!什么样的绳子能够吊得起这么重的铜钟?

  

  古钟楼下,经常走过一位面容清秀,梳着短发,衣着朴素整洁,走路利利索索的女子。这就是我的表姐

  

  在小巷走到古钟楼的地方,有个拐弯处,是海子巷和另一条小巷的交叉处,那是一片开阔的地方。一棵有些历史的老槐树挺着一身翠绿默默地耸立在那儿,像一把雨伞,又像一个翅膀,遮蔽着守护着一个安静的小院。这就是我表姐家。

  

  巷子里是青砖铺地,年头已久,不知有多少人从这里经过,那青石板已是凹凸不平,泛着青黑色。那石板一直铺到了姐姐家小院的门口。院内砖块铺地。勤快的表姐每天早上总是早早起来,打扫庭院,然后洒水。路过的人总是能看到这个小院的洁净,感受到它的阴凉;从虚掩着的门里还可以看见小院里闪烁在绿色中的花。

  

  一进小院里,满目花红草绿。在一长块用砖头垫起的青石板上,摆满了鲜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粉红色的夹竹桃花摇曳着淡淡的芳香;石榴细碎的嫩绿的叶片间,闪烁着一朵朵红艳艳的花,像一盏盏小灯笼似的……

  

  我也看到了无花果。细长的枝条上缀满了手掌宽的叶子;浅绿色的叶子上一道道纹路像一条条血管似的。没有见过无花果开花是什么样,只是看见扁扁的、圆圆的果实。小时候,经常想:叫“果”的都可以吃吧,像苹果、人参果等,这无花果怎么只见结果,不见熟呢?它可能只是一种观赏植物吧。十多年后,在喀什的街头,有维族小贩在喧闹的街头大声地用生硬的汉语叫卖着:“无花果!无花果!一块钱三个。”像磁石一般,这叫卖声吸引了我的目光。花砖铺就的地面上,一个柳条筐子里,绿色的叶子衬底,摞着一层又一层圆圆的扁扁的黄黄的果实。那熟悉的树叶和果实的形状告诉我,这是无花果。我递过去一块钱,那年轻的皮肤黑黑的小贩麻利地用筷子夹了三个无花果,放在一张翠绿的无花果叶子上,递给我。隔着叶子,我还是能感受到这初秋炽热的南疆的果实的热度。这果子真的熟透了。

  

  我轻轻地咬了一口,绵软的果肉,甜津津的,一股甘甜清香的味儿在口腔里蔓延开来。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意犹未尽,久久地在回味着这种异样的味儿。哦,这就是童年时,在古钟楼下,我表姐家的无花果。原来它是可以吃的。无花果是几千年前,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水果。武威,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不知有多少植物途经这儿传入内地,也不知有多少植物在这儿落地生根。这几个小小的无花果,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回响和岁月的延伸。

  

  在高大的夹竹桃的花影下,表姐蹲在潮湿的砖块地上,手持榔头,在木板上给鸡砸骨头吃。那骨头被砸碎,砸成细末,拌在鸡食里,给鸡增加营养。这样,鸡下的蛋既多又富含钙。墙角笼子里的鸡知道它们即将要享受一顿美味,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它们慈爱的女主人,发出“咕咕”的快乐的激动的叫声。表姐当时的头发是黑黑的;她穿着绵软的白色的短袖的衬衣,和这个整洁,朴素,清凉的小院特别协调。

  

  童年的表姐家是我的乐园。我一到表姐家,我就钻进储存东西的那间屋子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书可真多呀!有《儿童时代》,《小朋友》,《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大众电影》,《电影之友》等。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静静地在屋子里看上一整天书,我沉浸在美丽的丰富的奇妙的世界里。屋子里静静的,弥漫着一股食物的味道,有蒸熟的馍馍的淡淡的麦香味,有凉州熏醋的令人迷醉的气味,还有其它的不知名的食物的味儿。还有一些陈旧的家具上漆的淡淡的味儿。

  

  姐夫经常带着老花镜,盘腿坐在炕上看报纸。他看我那么喜欢看书,开玩笑地对我说:“张百垠,你那么喜欢看书,也试着写点东西呀。”

  

  表姐像一团火,温暖着周围所有人的心;她又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向她靠拢。她经常让我给我妈妈带话:“闲了让舅母到家里来喧喧。”妈妈每次来就带着我。记得中间的屋子里有一盘炕,占了那间屋子一半的面积。那个炕上经常睡着很多人。那炕烧得是煤,冬天的夜里,那炕烧得暖烘烘的。冬天的早晨,我们还在睡觉,勤快的表姐已经起来开始忙活了。等我们起床时,表姐已经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子上百合汤也煮好了,从锅里冒出的热腾腾的水汽又给这间小小的屋子增添了融融暖意。沸腾着的清清的水里面,片片洁白如玉的兰州百合在自由地轻盈地跳着舞。全家人围着火炉喝着百合汤就着馍馍吃早餐。嫩嫩的百合嚼起来绵软甘甜,那汤带着一点清香。

  

  古钟楼下,经常走过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穿着干净朴素,乌黑的头发扎成两个羊角刷,黑幽幽的眼睛里是严肃的端正的目光,这是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共同的眼神。这就是爱花,我表姐的最小的女儿。每天,爱花都要背着书包,迎着初升的太阳去红旗街小学上学。

  

  我和爱花一同岁,但是她的辈分比我小,她应该叫我舅舅,可她每次见到我,就叫我“闷头”。我小时候,总是撅着嘴,皱着眉,尤其是突出的额头显得我傻乎乎的,好像对任何事都琢磨不透。因此,我的小名就叫“闷头”。她那样叫我,我也觉得没什么,小孩子幼小的心里还是非常单纯的。

  

  一天早晨,爱花起床起晚了,一想到要迟到,她就急得坐在被窝里哭,表姐气得骂她自己不操心。爱花气得边哭边用双手使劲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妈妈赶紧起来,劝住了爱花,快快地给她梳好了头,帮着洗漱完,又准备了一点干粮塞在她的书包里。爱花这才急急忙忙地跑着去上学。

  

  当时一部名叫《排球女将》的日本电视剧风靡全国,那个长发飘飘,像小鹿一样灵活敏捷的小鹿纯子成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爱花也做了一个排球。她把一个塑料袋塞满棉花破布和废纸,把口扎得紧紧得,拴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放学后,爱花回到家里,一放下书包,就来到院里的拐角处的晾衣绳下打排球。后退,助跑,起跳,口里喊着“晴空霹雳”,“啪!”高扬着的右手重重地打在了球上,圆圆的塑料球绕着铁丝翻了好几个圈。我和爱花经常比赛打排球。小院的上空回荡着我们的欢笑声。

  

  上高中时,有一天,我在海子巷巷口和同学聊天,看到了爱花。她和她姐姐爱玲拉着满满一架子车西瓜进巷子。身材略壮,皮肤较黑的爱玲拉着车子。她低头看着地,身子向前倾着,缰带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肩膀。看到我,她镜片后面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漾出了微笑。爱花在车后面推车,她弯着腰,双手扶着车尾,使劲推着车。两只羊角刷朝天晃着。看到我们,她擦了擦涨得通红的脸上的汗水,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双黑幽幽的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儿。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出意外。爱花在她姐姐家帮着擦玻璃时,不慎从四楼上摔了下来,一朵花一般的生命刚刚绽放就很快凋谢了。在给爱花送行时,我没有去殡仪馆。爹爹和二哥过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以想象那场面是多么得凄惨。爱花的后事料理完后,我们全家去表姐家安慰表姐姐夫。几天功夫,表姐姐夫仿佛苍老了许多。爱花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惠华后来见到我说:“我还以为那天在殡仪馆里你也会来。”我知道她在委婉地责备我应该去送爱花一程。

  

  我知道惠华批评得对,作为从小在一块长大的童年的朋友,作为在武威二中校园里相处了三年的同学,作为我表姐的最小的兄弟,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去送一送爱花。这只能说明了我还小,不懂事。

  

  1988年,妈妈去世时,我18岁。姐姐在炕上,趴在妈妈的身上哭得爬不起来。望着妈妈的遗体,我却没有多少泪水,只是心里有些难受。在乡下给妈妈出殡时,姐姐和二哥痛哭失声,而我,三哥,四哥却没怎么哭。我们都还小,我们都不懂事,不知道妈妈的离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5年过年的一天,平时从不进厨房做饭的三哥一反常态,买了一些菜,在厨房里炒菜。我看得有些纳闷,但我没有去问。我和三哥关系不好,在家里一年说不上几句话。姐姐问三哥为什么要炒菜,三哥面色悲戚,默默地说:“我给妈妈做个菜。”菜炒好后,三哥把菜端到妈妈的遗像前,点了三株香,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7年元旦那天早晨,我们学校进行了庆元旦全校环城越野赛跑。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所有老师以年级组为单位,被安排到泽普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拦截车辆,看护学生。我们高二年级组被安排在人民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比赛都快开始了,方老师才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得气喘吁吁,呼出的热气像丝丝白色的轻纱在她头顶袅袅飘扬。她一过来,撅着个嘴,对我们解释:“都怪我妈!早晨把馒头蒸好稀饭熬好后,打电话非要我去吃。我说我要参加越野赛,来不及,不去了,她不愿意,非要我去吃一点。我赶快跑到我妈家,急急忙忙地吃了一个馒头喝了半碗稀饭,放下碗就往这边跑。这不,来晚了。”责怪的话语里掩饰不住被亲人关怀的满足和得意。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话突然像块块石头撞击着我的心,一阵痛彻心肺的痛苦席卷了全身:在这远离家园的异地它乡,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冷的新疆的小城有谁还会关心我是否吃得上饭?我朝着家乡的方向,仰面望着布满阴霾的天空,用心底里最深沉的声音说:妈,我想你了!我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那积压了19年的泪水像泛滥的洪水,在我的心头肆虐地流过。

  

  在今天,在已是到了不惑之年的这个年龄段,在经过了一些人和事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懂事了。我觉得,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就像风湿一样,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那么一刻,它会突如其来地袭来,钻骨入髓般得疼。想到古钟楼,想到爱花,此刻,我的心里就就是这样一种痛。

  

  巍峨的古钟楼,千百年来一直矗立在这儿,像一个年迈的生命力旺盛的老人,它挺过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1927年的大地震没有把它震倒,同年的洪灾没有把它泡倒,1928年的兵乱没有把它烧毁,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它今天依然是英姿挺拔。我没有听过它的声音,但是冥想中它的声音应该少了许多清脆悦耳,而多了许多深沉激昂;那声音里氤氲着一种岁月弥久应有的沧桑和苍茫。从它下面走过的人来了,去了,又来了,又去了。有许多人从黑发走到白发,还在继续走,还在陪伴着这座楼;有的人暂时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像我,在消失了3600个日日夜夜后,今天,又会来了;有的人从白发走到消失,但是我相信,他的魂灵还在萦绕着这座楼,静静地聆听着它的声音。古钟楼下大槐树的叶子绿了,黄了,枯了,落了,来年,又是周而复始。只有这棵大树知道,它身上曾经掉过多少片叶子,因为每一片叶子就是它的一个孩子;只有它知道它身上的每一道年轮是哪一年的记忆。正如我,只有我知道,我内心的树叶是怎么一片一片凋零的。

  

  今天,我的年迈的表姐姐夫早已搬出了海子巷,在离海子巷不远的一套楼房里安祥地度着晚年。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的他们,和古钟楼一样在渐渐地变老。他们和古钟楼一样,是凉州历史的见证者。在我的心目中,表姐姐夫就和古钟楼一样,和爹爹妈妈一样,是离家在外的我的永远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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