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安东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由于在外读书，他先后两次回乡，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新中国最年青的将军。可是，一回到家乡，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却源源不断向我涌来，久久萦回在心头：我曾根据他担任儿童团团长执勤时，勇敢地将路过的红军军官押送红军军部的故事，写成一个儿童独幕歌剧《风雪前哨》；我曾在国防科工委遗憾地寻访，接待室的年青军人根本不知有过这样一位副主任！也难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安东将军就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叛徒”、“特务”、“三家村”的同伙，被迫害致死，死时才48岁！逝者长已已。安东将军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本文仅就他回乡调查、与何大妈一家两代人的亲情三个片段截取下来，权作纪念。
庄严的军礼
1954年5月，大巴山南麓的山间小镇凉水井又是一个赶场天。狭窄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买进卖出，煞是热闹。茶馆里，歪把嘴正绘声绘色地向人们发布一条“特大新闻”：1933年参加红军的安正位（安东将军的本名）回来了。他高高的，白白胖胖的，穿件黄尼子军服，戴顶大盘盘帽子，腰里还别着一只“硬火”（手枪），看那样儿，还是一个大官呢！人们笑他又在“冲什么壳子？”他急得脸红筋涨，赌咒发誓说是他昨天在魏家樑亲自碰到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消息很快传到对门何大妈耳朵里。何大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安东将军7岁就死了父母，他四姊妹就由他这位大嫂拉扯成人。自从1933年他参加红军以后，20多年音信渺无，怎么还活着回来了呢？
第二天一早，何大妈便穿戴一新，提上一篮鸡蛋，匆匆向20多里外的魏家樑走去。当他来到安东将军大姐的家门口，就看见一个军人英俊的背影，正愤愤不平地问道：某某杀了我们两个红军战士，土改时为什么没有被枪毙？某某组织还乡团，吊打苏维埃干部，查抄积极分子的家，为什么还活着？他说：大姐夫也不是一个好东西，为说小（纳妾），把大姐的一支胳膊都打断了！这时，有人提醒他：“你大嫂来了！”
提起大（堂）嫂，安东怎能忘记那些恩重如山的岁月！俗话说：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当他7岁父母双亡，是大嫂扯野菜，担水换盘缠，含辛茹苦把他四姊妹拉扯大，又送他上小学；当他带着儿童团团员执勤，将路过的两个“敌人”押到红军军部才知道是红军军官，不禁大吃一惊时，是大嫂语重心长地说：“要多长几个心眼”；当红军走后，代他挨打受骂，为他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还是这位大嫂。安东将军激动地整了整军容，一转身，看见门前这个个子高挑，身板结实，鼻洼里有一颗非常熟悉的黑痣，只是略显苍老、非常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惊喜地叫了一声：“大嫂！”随即举起右手，挺胸收腹，左脚靠拢，啪地一声，向他尊敬的大嫂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回到久违的何大妈家里，何大妈怎么也要把自己的居室让给他这位共和国的将军住，安东将军坚决谢绝了。象往常的军旅生涯一样，宁愿睡桌子，睡街沿，也不愿惊扰何大妈的正常生活；何大妈要给他煮好东西吃，他又婉言谢绝，说自己喜欢吃多年没有吃过的川北酸菜稀饭，特别是喜欢吃把黄豆磨碎了和酸菜稀饭连锅煮的连渣闹！何大妈笑着说：“你还是当年红军的老脾气啊，还是那个当年的安正位啊！”
秘密使命
1961年5月，身为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安东将军，穿一身灰色干部服，以“南充地委干部”的身份，又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一次归来，却没有前一次省亲的潇洒、轻松和愉快。这是共和国的困难时期，是一个充满饥馑、困惑、恐怖和死亡威胁的年代。据了解，当时不满万人的凉水人民公社，就因营养不良，有14个临时水肿病医院，水肿病人达2000多人，死亡200多人！情况还算是好的。安东将军的亲友，也有不少未躲过这一劫难。在这样一个国情严重的危急关头，安东将军突然返乡，到底有何公干？只有他自己知道。
安东将军回到凉水井，在公社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把他拉扯成人，恩重如山的大嫂。一进门，就看见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更加苍老的何大妈在偷偷摸摸煮饭吃。要知道，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在那个“高举”、“高举”、再“高举”，极度浮夸，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不少地方砸锅搬灶，是不准私人偷偷摸摸煮饭吃的。私人开伙，就意味着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轻者批斗，管制，重者坐牢，那日子不是好玩的。即使是共和国的功臣、国防部长彭德怀，只因有不同意见，“为民鼓与呼”，也得丢官卸职，琅噹入狱。特别是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煮饭吃，就更增加危险。安东将军深知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条，实在饿急了，老百姓往往是不惜以身试法的，便故意发问：“大嫂，煮些什么好吃的？”何大妈摇摇头，歉意地说：“兄弟，你这次回来，我就是想给你煮好吃的，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安东将军也不避嫌，径直来到厨房，揭开锅盖一看：啊，鹅儿草，奶浆菜，茨根苗，灰须汉，这哪里是人吃的？这分明是小时候天天上山给猪打的猪草！何大妈告诉他：说的是人平每天一斤粮，可苞谷、红苕、杂粮都算一斤。几两细粮被干部吃了，落到老百姓面前，还会有几颗呢？没有粮食吃，食堂就用糠、菜、巴焦头、老萝卜做代食品，有啥营养？有的还挖白膳泥，吃下去拉不出来，把人活活胀死。多少青壮年和老人都活不出来，哪里还有力气种田呢！这时，饿得有气无力的堂兄安正禄借助门槛的支撑，艰难地翻了进来，抱住他的腿说：“兄弟，你看我还活得出来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搞得我们没有饭吃啊？你得替我们想个法子啊！”安东将军心情十分沉重，赶忙扶起这位频临死亡的兄长，紧紧握捉他的手说：“保重。保重。请相信，暂时困难很快会过去的。”在那样的年月，那样的场合，他那样的身份，还能说什么呢？
回到公社，午餐已经摆好。面对特地为他做的一桌好酒好菜，安东将军怎能吃得下？席间，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过问：乡亲们一天吃多少粮？粗粮？细粮？他们的口粮能够吃到嘴里去么？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度过难关？又交代：我最喜欢吃的是酸菜稀饭连渣闹。连渣闹好吃啊！从此，他便吃上了川北的这一“特色饭菜”：酸菜稀饭连渣闹。
安东将军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亲友纷纷前来看他，他都一一嘘寒问暖，热情接待，面对面，心碰心地交流。闲谈中，反应最多的是供销社、食品站开后门、大炼钢铁砍伐森林的事，但一提到公共食堂，粮食够不够吃、水肿病等敏感话题，大家一看赵区长、公社权书记在坐，就支支唔唔，噤若寒蟬。冷场是常有的事。人们饿得要死也不敢提一个饿字，这是怎样的现实呢！忽然，堂兄安正勇杵根竹棒，拖着肿得象水桶的双腿，一瘸一拐地来了。未进门，就“机枪加大炮”，嚷个不停：“正位，你倒好啊！跟着毛主席住在北京金銮殿里有饭吃，有衣穿，出门有汽车坐。你正勇哥没出息，这几年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今天，当着赵区长、权书记的面，请你给毛主席、党中央带个信：那个该死的食堂不办行不行？反正我这个快死的人什么也不怕。就是坐牢还有口饭吃！”
沉默。除了沉没还是沉默。安东将军起身把他让到桌前坐下，递上茶，本想用自己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走过二万五千里，迎来新中国的经历来鼓舞大家，但他觉得，这样的解释是苍白的，这样的做法是拙劣的。说：“正勇哥，欢迎你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三妈身体还好么？隔天，我去看你们！”“死了。饿死了！安正靖、安正锡家头（妻子）都没有过了这一关！这附近的罗荣、何坤和席崇伦好几个都饿死了。”一句真诚的问候，却引来无尽的悲哀。晚上，安东将军本来毫无睡意，加之腰椎、头痛的毛病又犯了，就更加睡不着。他老在想一个问题：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是多好的人民！革命时期为革命作出了多么大的奉献和牺牲！直到今天，对我们党，对毛主席寄予了多大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快11年的了，为什么我们根据地的人民连一个吃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呢？难道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这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责任么？
第二天、第三天，安东将军在村、乡干部的陪同下，爬坡上坎，步行二十多里山路，突击检查了罗家塆、曹家塆两个食堂。在罗家塆，他亲自拿起勺子在锅里搅了又搅，向炊食员询问社员吃粮的情况，讨论怎样发展生产，度过难关的办法；在曹家塆，还与堂兄安正统一家吃饭，亲自体验困难时期中国普通农民的拮据生活。私下里，他问村支部书记安德富：“食堂到底好不好？”安德富见他真诚，平易近人，又是自家人，就讲了真话。民谣曰：“公共食堂好是好，再办老人受不了；娃儿饿得直叫唤，大人饿得坐田边。如果再办几年，人要绝种！”安东将军听了，脸色阴沉，一声长叹。表示回京后，一定要把农村的真情实况好好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据了解，安东将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央工作的其他六位老同志这次回乡，是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派遣，专程回乡调查了解公共食堂的。在当时，要了解真情实况，除了亲友，实属不易。他们回京后不久，中央就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解散公共食堂。八亿农民也从此结束了一场虚幻的恶梦！
家庭扫盲学校
1961年，安东将军回乡调查农村公共食堂时，见一个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姑娘到公社来找何大妈，得知是何大妈的女儿，叫安天淑。安东将军心想：大哥去世以后，大嫂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带大，殊为不易。现在已经45岁了还没有交差，也太难为她了。尤其是困难时期，她就更加困难。自己几姊妹小时候多得何大妈关照，现在应该帮她一把，帮她带一个孩子，让孩子读书，也算报答何大妈把他四姊妹养大的恩情。
到首都北京学文化，这是天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姑娘，就要离开生她养她，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妈妈，实在是一件撕心裂肺，柔肠寸断的天下第一难事。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哭成个泪人儿似的。安东将军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就略施小计：“你把叔叔送到阆中就回来！”就这样，硬把这个不懂事的侄女“骗”到北京。但是，哪一所小学也不肯收这位16岁还未进过校门的“超龄生！”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没有文化咋行？中国的文盲不少，就从身边扫起吧！安东将军又想起自己15岁参军，只有小学文化。如今，他所有的思想、文化、胆识和能力还不都是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首长、同志的帮助下自学出来的？于是，下定决心：专门为这个侄女办一所“家庭扫盲学校”，由他亲自任校长，他的妻子、三个儿女、秘书和警卫员当教员，一定要把这个“超龄生！”教好。他到书店里买来几本看图识字课本，由他第一个主讲，一字一句教起来。天淑一边认真学习，一边做些家务，进步倒也挺快。一天，李婶教她比着一枚铜钱划个圆圈，可拿惯了镰刀、锄头的手，使尽吃奶的力气，累得满头大汗，怎么也划不圆，惹得李婶十分生气。于是，天淑就冲着安东将军生气，说自己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今后再也不跟他们学文化了！安东将军先是一楞，接着就哈大笑：“傻丫头，碰到一点困难就退缩，这还了得？”说李婶对她严格要求是对她好。李婶是搞外贸的，精通九国语言，与外国商人谈生意，对答如流，为国家赚回不少外汇，还不是刻苦学来的？安东将军又严肃地告诫她：我家里不允许有文盲存在。再说，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用处不大，我咋跟你爸妈交代？天淑见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磨炼过的将军，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更加严格，一见他们不努力学习，互相攀比，讲吃讲穿，不但要给一顿训斥，有时还要给一顿痛打。从此，也就刻苦起来，抓紧一切时间，转益多师，不读就写，只两年，就能阅读报刊文章和写信了，为她日后在新疆和回到内地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天淑在新疆看到《解放军报》一则简短的卜告，得知安东将军逝世的噩耗，顿时泪如雨下，立即赶回北京奔丧。可是，为时已晚，她没有能够与共和国这位生龙活虎，驰骋疆场的将军，与她的校长、恩师见上最后一面！她在有关部门的特许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见到了这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将军的骨灰盒。她臂戴黑纱，泪流满面，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安东将军的遗像，为共和国最年青的将军献上了一束迟到的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