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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成为一种怀念

  爷爷的一生很苦,很幸福,有一个大家庭。

  

  故乡是人生的坐标,满目草屋的小村庄,那也是我心里的最爱。用昨天的故事,唤醒今天的生活,懂得自己该做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头脑洗净,回到年轻时代,回到无猜的童年。庄稼院的旧事是不连贯的图像,我把它说出来,记录下来,也算是一种心灵倾诉方式。

  

  我没有生长在故乡,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回到故乡去,故乡被记忆到大脑的硬盘里:光身子在水里戏耍,大年初一挨门磕头拜年,乡村的味道沉淀到我的血液中,它在我后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发酵,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

  

  割让“版图”传佳话

  

  农村人都把自家的宅院看的比生命还重要。为了自己的亲兄弟,有人也会做出割让版图的决定,我的爷爷那样做了,奶奶因此大病一场,最后离开了爷爷爷爷好一场后悔,大哭一场,两边都是亲人,舍掉谁都是心疼啊。

  

  四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一次,四爷家遭人报复纵火,家里被烧的精光。没有住处,爷爷见惨状,比针扎他心一样难受。

  

  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的爷爷和奶奶商量让宅子的事。在农村有给人借粮、借钱、借物件,那有借给人庄子的。爷爷就是不听,把自家的庄子划出一半来,给四爷家盖房,让四爷有了一个新家。在农村,庄子是农民的命根子,划出自家的庄子,和割让“领土”,划出“版图”,没有区别,那是要多高的境界、胸襟和人品。我在想,自家的宅院小了,爷爷心灵的“版图”更大了。这件事让我奶奶心里有了疙瘩,加上本来就有病的奶奶,最后卧床不起,找来村里大夫瞧过,病情不见好转。大夫临走出门又转过身说:“早做点准备吧。”爷爷的心里凉到后脊背。

  

  那个年代,农民不敢有病,有病就离死不远了。医生最后也说,就要看奶奶自己的寿限,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了。农村缺条件,少手段,也是奶奶最后走了的原因。奶奶对爷爷的做法只能用言语和眼泪表达不满。

  

  奶奶最后无力睁眼,只是躺在床上,挨过每一天的分分秒秒。爷爷守在我奶奶的身边,“你不能走啊,让我咋说得清呀。”爷爷心里也想到了,是该还是不该割去半个庄子给四哥呢。别人家,为了庄子地界都会发生争吵,也会为寸土不让酿出一场打斗局面。

  

  奶奶走后,爷爷就在院子里栽下一棵石榴树,心里总是牵挂着奶奶,也是希望奶奶还能从“那边”常来在这石榴树下,看看这个心里惦记却又不能管理的家。

  

  我的爷爷在村里是出名的好管家,人好,脾气坏。孩子们都娶妻生子,爷爷教育孩子们还是依旧用长鞭子揪,每次脊背上带着红肿的鞭痕,孩子们还要围着我的爷爷一同吃饭,以表达听话,孝顺,不是跟我爷爷在治气。在平日里你那怕端碗上街上吃呢,挨了打就要在老人身边吃饭,成为一条延续的家规。看到孩子身上的鞭痕,其实爷爷在心里更疼,身边这一群没有娘的孩子。爷爷霸王式的管家方式,我的母亲也差点被吓退在谈婚路上。大娘不会针线活,还和几个弟弟争穿的。爷爷教训大儿媳也是用长鞭,老公公对儿媳不能动一根手指头,鞭子也算是最好最妙的治家手段。

  

  爷爷割让版图,那是一次艰难的抉择,是爷爷内心的伟大。我的家史中光荣说不上,爷爷的为人做事,让我心里蒙生一种景仰,生活不是造句子,更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很难想象,在一片不理解声中,爷爷的坚持和行动。爷爷的举动拯救了四爷一个家,也送奶奶到了那边过清苦、寂寞的生活。这些庄稼院里的旧事,一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大部分是老人的亲口讲述,灌进我的耳朵里的。

  

  做每件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能让人用目光把人杀死,不能让人用唾沫星把人淹死。这是爷爷一生坚持的信条。

  

  地里的柏树下,躺着一位慈祥、开明、正直、睿智的老人。爷爷缔造了一个家,让幸福相传了几代人。请风水先生看坟地,选择了退一步求温饱,远离经风雨求辉煌的富裕梦想,只求太平、保中等被奉为信条。

  

  在爷爷的坟上,我恭敬地培上几锨土,跪地,磕头,烧纸,不让他老人家在那边缺钱花。

  

  错点鸳鸯成遗憾

  

  爷爷的一个点头,一个的默许,成了一种错误。

  

  有一个家庭是幸福一辈子的事。爷爷的一次看走眼,媒人的一时疏忽大意,大伯有了一个家庭,却没有找到幸福,给家里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媒婆,在某种程度上讲,手里掌握着男女青年的一生幸福。嫁错了郎也不能离;娶错了媳妇也不能休;穷人家是休不起媳妇的。旧时的相亲,不是今天自由恋爱,酷似今天的买股票,赌手气,靠运气。

  

  没有女人的家,最遭罪的是孩子。爷爷想给我的大伯说媳妇,长子的婚姻解决了,媳妇进门就有了新的女掌柜,孩子吃穿用洗就有人照料了,孩子们的生活就能甜蜜。没有奶奶以后的爷爷,既当爹有当妈,苦难多,快乐少的生活格局就能得到改变。旧时,大姑娘自由恋爱找女婿是件丑事,想见人家闺女,比登天还难。媒人介绍了一桩婚事,婚姻的幸福掌握在媒人手里,我的爷爷替子相亲,只能偷偷看看姑娘的妈。是“隔着布袋买猫”,好坏全靠运气,碰上就准数。姑娘妈正在地里,双手抡动板锄的主,服侍地里的庄稼也长得水灵,我的爷爷从地头边走过,斜着目光,瞄过去,有力气,能干。爷爷心里高兴,有其母必有其女,儿媳过门后一定是个好管家。爷爷满心欢喜准了那桩婚事。

  

  旧时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家就是纺线,织布,做针线,穿衣也是一丝肉不露,领口,袖口,裤口都要扎得紧紧的,规矩是女人德行。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留给未来的老公的。

  

  大娘进门后,让爷爷好一场伤心。大娘双眼几乎是睁眼瞎,农活、针线活一样不会。三天时间大娘没有做成一双布袜子,手捏不起一根针,娘家妈那能文能武的假象,遮蔽了爷爷目光的穿透力,那是爷爷第一次看走眼的事。也是让爷爷后悔一生的一件事。也给大伯带来了一生的痛苦。种庄稼不成是一季,娶媳妇不好是一辈子的事。

  

  大娘结婚9天后回娘家。一天,爷爷对我的姑姑说,“妞,去把你嫂做的袜子拿来,我瞧瞧。”姑姑进屋,从枕头下找出来一双袜子,递到我爷爷手里,还是一件半成品。针线活是女人的看家本事,大娘却没有那样的能力。做布袜子,要剪出两片像长筒雨靴一样的布块,再把两片缝合在一起,绱一个袜底,就成脚上穿的袜子了。是女人都应该会做的简单手工,大娘就是做不来。

  

  大娘在生产方面是一个高产的女人,高产量没有高质量。一生中生育了一个班,最后就成了大哥一个班长。生活中“弱劲”的大娘,没有给这个家带来本该有的快乐。

  

  想让喜事冲淡苦难,给这个家带来希望。只是给院子里添了女人的亮色,房间里亮了一盏煤油灯,也能听到女人的声音,一个能干活、又能管家的女人没有出现。

  

  家就像是一只小船,划不到河对岸去。家不能缺少能管家的女人。后来就有了我的新奶奶,也就有了我的五叔。没有过多久,我的新奶奶也走了。不知道是新奶奶的运程中的幸福短,还是我爷爷就该是老旦的命,家还是依然把一个老男人当女人用,一切恢复到了往日的状况。爷爷才明白,幸福捏在媒人手上靠不住,相亲女方却只能看姑娘的母亲,是那个年代演出成的一场“闹剧”。旧时的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婚姻像儿戏一样就是黑碰,白猫还是黑猫全凭的是撞大运。

  

  爷爷的一生,娶过两房老婆。我奶奶生养四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后半途丢下家走了,大奶奶死后,三年后,新奶奶进家,有了五叔后也走了,有过两房的女人都没有把家料理到最后。我的爷爷做了老旦男人,成为村里唯一会女红的男人。

  

  享受“西漂”城市生活

  

  爷爷的晚年生活有两个家,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故乡。

  

  晚年的爷爷,每到收完秋庄稼就来到城里,到第二年的三四月间才重回老家。

  

  S城北门外,一个路东边的大院里有爷爷的第二个家。在这座城市里有1路公交车,大通道车,站人多,座位少,线路由火车站到防洪渠。全程票价1角5分。现在的1路车改成双层观光大巴,街道上高楼林立,晚上霓虹灯闪烁。

  

  爷爷每天有空就站在什子口,看过往的公交车,几分钟一趟从身边驶过,每次都要望到车转弯西去,天气好的时间他看,下雨天也看,为的就是饱眼福,只看不坐。公交车是S城的一个标志,我小时候,突发创作欲,用泥巴捏成一辆辆仿真公交车,摆在窗台上,当作得意作品,夜里一场雨,那精心捏成的汽车都变成了黄泥汤。

  

  那时候我的家很小,日子也很穷,爷爷总喜欢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爷爷和我们同住一间屋子,在床边拉起一块布帘,挡出一间隔间房。晚上三个孩子都是跟妈妈睡在一张床上,妈妈怀里边搂一个小的,脚头睡个大的,后背还要躺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那时候,房间的功能多样化,是卧室也是客厅,还是厨房。

  

  父亲每月开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10元钱给爷爷零花。爷爷舍不得花,用手绢包好,小心压在褥子下面,动身回老家时带走。只要有吃,有喝,爷爷身上装着钱和没装一个样,反正是不花钱。和爷爷上街走过北门里街口的吴家羊血和烙,那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眼睛也被勾引过去了,馋得人不停咽唾沫。

  

  老街的路西,有一家“张记”馄饨馆,与人民照相馆是隔墙近邻。走进北街,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馄饨那时1角8分钱一碗,美味的“亮”汤上,飘着切成丝鸡蛋皮,香味诱人食欲。北街是S城最繁华的街道,人多,小买卖也多。爷爷就一个心思,从嘴里省下的就是赚的。

  

  父母事多,顾不上照看孩子,以“大带小”的方式把孩子们拉扯大。爷爷平时不常住在城里,只是在农闲时才进城,没长在爷爷的怀里,更不能骑在爷爷的脖子上撒娇。到凤凰台看景,跟在爷爷的身后。老街,是这座老城里最繁华的街,也是城里最老资格人的集中地。走到北街里一个胡同口,吴家羊血热气腾腾,爷爷总想快走几步过去,跟在身后的我总想耍赖,嘴馋得怎么也走不动,嘴里不停咽吐沫。羊血盛在碗里,块大,色亮,味道正,成为当地人都喜欢一饱口福的名吃。

  

  我是长在哥哥的屁股后,长在大院孩子们的玩笑声中。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能在父母的怀里,爷爷的肩头撒娇是一种奢望。上初中时,我就开始帮家里在附近做临时工,在流汗中收获幸福,放学后就帮妈妈做装卸工,装煤,装水泥,每天脸上常被化妆成不同的肤色,有时比非洲人还黑,有时比兵马俑还要灰。

  

  每月,家里最多也只有一次改善生活的机会,爷爷的菜盘里有肉块,我们吃的是和红烧肉长像一样的红烧豆腐。眼神不好使的爷爷,错以为我们的菜盘里也有肉。在我们的家里,有一种现象:饭做多了,刚好都能吃完;反而是饭做少了,反倒会剩在锅里没有人去往自己碗里盛。我们姊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饿着肚子把饭剩在锅里。

  

  那年代每天肚子总是饿着,永远也吃不饱一样,拿着馍,嘴里就像是生出一只手,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味道,馍是被一把拽进肚子里去的。人总是感觉吃不饱饭,最大的幸福就是有顿饱饭。

  

  爷爷最爱逛的是日用杂货店,每到年前一定要买的是碗和筷子,想着添人加口,总盼望人丁旺盛。星期天我爸爸陪着爷爷到人民照相馆照相,花6毛钱照张一寸照片,后来把一寸小照片,找一家画像铺,画了一张有A3纸的一张铅笔画。山羊胡子,茶壶帽,刀刻般的俊朗脸,那就是爷爷永远留在我心里的形象。那张画像也成全村人的轰动,名人一样的照片成为爷爷的骄傲。

  

  北街还有一家寄卖店,生意很是火暴。谁家急等用钱,就把自家值钱的物件交给人家寄卖;谁家有想要的物件,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物有所值的物件。和解放前的典当铺一样,只是改了不同的叫法。那也是爷爷第二选择去的地方,不过爷爷还是只看不买。

  

  院子里的人多数是在家洗澡,偶尔去不远的运输社洗澡,价钱比城里便宜些。孩子们在新年到来前,才被允许进城洗澡,走过北街,转弯走进西街才有一家澡堂,名叫工农兵浴室,一年中只有过年时才光顾一次。每次,年前洗澡都要排长队,浴池里的水有一股恶臭刺鼻的气味。洗澡出来,可以躺在床上,身上盖上浴巾,抽烟,聊天,喝茶。那时心头才会泛起城里人的感觉来。我父亲几次动员爷爷去浴室洗澡,爷爷死活不答应,“我才不脱光了身子给人看那,谁爱谁去。”

  

  新兴路上有一家茶社,砖砌的火炉,上面坐着七八把大水壶,上水先生不停上水,给新到的客人看茶。茶社是有身份的城里人,喝茶,聊天的地方。1元钱上一壶茶,你睡在躺椅上,不换茶,只续水,喝半天也没有人撵你走。这就是那时高消费的场所,爷爷一次也没有光顾过。

  

  每月生活零消费,那就是爷爷“西漂”日子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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