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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的故事(第一章)

  第一章 引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潘学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生下来时他才六斤重,又黑又瘦,一提溜一个蛋儿。父亲潘云龙说:“这个孩子能好养活吗?”。潘学海3岁时,妈妈抱回来小弟弟文海,他觉得家里多一个小孩,就会有人跟他分东西吃,他坐在炕上嚎啕大哭。那时候潘学海患有小儿支气管肺炎,尽管家里很穷,母亲刘淑贞不舍得放弃他,四处借钱给他治病,拉下很多饥荒。

  他上面有三个姐姐:潘丽、潘霞和潘敏。一件绿色的烫绒布上衣,老大穿够了,老二穿,等到他上学穿上的时候,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都破了,还是不舍得扔掉,妈妈用针线连连,给他穿上,由于衣服又肥又大,同学们都嘲笑他,妈妈只好把袖子往里面窝一窝。他们家玉米面饼子常常要分着吃,有一次,潘学海把全家人晚饭吃的窝窝头偷偷地吃了一个,被潘丽用铁铲子打得他一瘸一拐的。潘学海的童年,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守在工厂门口,等待妈妈下班捎回来一饭盒糖水,泡大米饭吃,那香甜可口的味道至今难忘。

  潘丽一小儿患有多动症,很难安安静静地玩,她坐不住,扭来扭去;而且她话多,说起来没完。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大人以为她调皮捣蛋,就揍她几下,也没有领她看医生。潘丽念小学了,她喜欢组织同龄的小伙伴一起扭呀跳呀,老师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轱辘风”。她每天放学都比其他同学早,班主任老师说,“同学们,你们不要和潘丽同学攀比,她家的弟弟妹妹一个比一个小,她需要到托儿所接送他弟弟。”。

  潘丽16岁以后,个头就不长了,她是姊妹三个最矮的,只有一米五。每当有人说起这件事,潘丽总是笑呵呵地说,“我晚长,25岁再鼓一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刮到校园的时候,潘丽放弃了留城的机会,一心要到外面闯一闯,到农村去见世面。回城那天,潘云龙去火车站接了两趟,别的同学都回来了,就没有看到潘丽。

  第二天傍晚,潘云龙下班回来,看见潘丽躺在炕头上,头上蒙着毛巾,他赶忙问,“潘丽怎么了?”。刘淑贞说,“她出车祸,摔的。”。原来,潘丽在马路上等车,遇上一辆大卡车,正好开往江州火车站方向。她跟司机打声招呼,就往货车上爬,她把行李扔上车,然后脚踩车沿,双手握住车架,想翻进去,由于腿长得短,试着几下,都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卡车突然启动了,潘丽一下子被晃了下来,身体倒在车轱辘底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司机觉得后面有动静,果断地急刹车。潘丽这下子摔得不轻,头破血流。司机赶忙把她扶上车,送到公社卫生所。

  潘丽在家里躺了好几天,才勉强坐起来。家里人从青年点的同学那里得知:青年点杀猪了,每个学生分了2斤肉。潘云龙问起来,潘丽大大乎乎地说,“我自己还没吃够呢!”。原来,潘丽为了吃独食,故意晚回来一天。如果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就不会发生这起车祸。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事后,潘云龙对刘淑贞说,“我们以后老了就别指望潘丽了,她又狠又毒的。”。潘丽念中学了,和妹妹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潘丽发现潘云龙每天下午五点下班,总是坐在家里看报纸,很生气。她对刘淑贞说,“我爸爸像个大干部一样,还看报纸?”。有一回,为了一些家里琐事,潘云龙在发脾气,大声嚷嚷。潘丽悄悄地跟妈妈说:“咱们一起把他按倒,暴打一顿吧!”,她自己还小声嘀咕:“早死早利索!”

  潘霞在中学的时候,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多次考入年级的前十名,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她面临着选择,要么考大学,要么留城,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得下乡。潘霞自己放弃了考大学,在家里待业一年才找个临时工干,在木器厂刷油漆。1981年,江州纺织厂扩建,织布车间招工,潘霞做了一名挡车工,工作是四班三运转。她搬到了单位的集体宿舍。

  潘霞很有心计,她最善于浑水摸鱼。在潘云龙去世的前几天,潘霞和潘敏趁着家里人忙着医院里的事情,潘霞拿到了家里抽屉钥匙,她俩把稍微看得上眼儿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这些东西先放到我宿舍里面,以后咱俩慢慢分。”潘霞告诉潘敏,

  “姑娘结婚就不算这个家的人啦,咱家还有两个弟弟,等我们出嫁的时候,妈妈肯定不能帮我们准备嫁妆,这些值钱的东西就当咱们以后的嫁妆了。”。潘敏会意地点点头,帮助潘霞迅速转移翻出来的东西。

  “以后谁问起来,就说不知道!”。潘霞还顺便叮嘱了几句。

  潘敏1米69大个子,高鼻梁,在同龄的女孩中相貌是比较出众的。潘敏上中学以后就交男朋友了,一天傍晚,家里只有潘敏和她的俩个弟弟在家,她拿出俩张电影票,对弟弟说:“你俩去看电影吧。”。原来,她为了在家里和一个男生约会,故意支走了弟弟。那天,电影院放映的是一部成人电影,并不适合青少年观看。潘敏没有心思学习了,有一回在课堂上开小差,被老师发现了,扯着她的耳朵拽到讲台旁边,大声斥达,“你是不是知道事儿啦?”。1982年,江州纺织厂招临时工,她就下来干活了。

  潘丽在函授班上认识了一个女同学,两个人挺投缘,无话不谈。她叫李静,家里条件优越。一天,她告诉潘丽,想给弟弟介绍个女朋友。潘丽无意中说出自己还有个妹妹叫潘敏,跟他弟弟年龄相仿。就这样,潘丽给潘敏当了一回红娘。

  小伙子叫李达,中不溜个子,浓眉大眼,长得很结实,他经常到潘敏家里玩,还帮助刘淑贞干些家务活。时间长了,他看不惯潘学海整天惹刘淑贞生气,对刘淑贞说,“阿姨,潘学海再惹你生气,你就给我一个眼神,我就揍他。”。有一次,潘学海无缘无故找茬,被李达打得鼻青脸肿。李达就是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李达爸爸是国有企业厂长,妈妈在政府机关单位上班。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李达家不同意他和潘敏处对象,想方设法干涉。潘敏去过他们家,感觉到了自己不受待见,他们家人总是装腔作势,让潘敏很难堪。经过再三考虑,两人只好分手。

  有一位作家说过:“天下最苦恼的事莫过于看不起自己的家。”。

  潘敏一小儿就刁蛮任性,家里人给她起个外号叫“三蝎子”。她刚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还知道孝顺妈妈,买些橘子汁,饼干什么的。潘丽和潘霞发现了这个苗头,十分生气,常常在背后挑拨离间:当妈妈就应该伺候孩子,听孩子的指挥。潘霞告诉潘敏在家里不用交生活费,攒钱结婚。

  一天,潘敏下班回来发现家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了,她对刘淑贞大声说:“你怎么把俺爹遗像拿下来?你想找汉子啊!”,原来刘淑贞听了邻居的话才取下的。那位邻居说,“我看见你老头儿的相片害怕”。

  潘云龙去世时,厂子里发了几百块钱抚恤金,潘敏居然盯上了这笔钱,多次盘问这笔钱花哪去了?后来,刘淑贞拿着银行存折给她看,她才消停了。逐渐地潘敏和刘淑贞产生隔阂,闹别扭。刘淑贞只要一张嘴说话,潘敏马上顶撞,两人发生争执。每当潘敏生气的时候,就大呼小叫:“我没有妈妈啦!”。

  看到家里不和,潘丽捂着嘴笑个不停,说怪话:“是不是因为潘敏长得太美啦,嫉妒她?”。潘霞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到你们这样,我就头疼。”。

  潘敏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是个多余的人,生无可恋,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她写好了遗书,买了一斤白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幸亏被人发现了,送医院急救室抢救,才苏醒了过来。为了避免再受刺激,潘敏搬到江纺的集体宿舍。

  潘学海顶替父亲进工厂上班,在车间做学徒工,每个月挣30块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潘学海在车间里有个师傅叫王永胜,这人不地道,不知道他哪里吸引了潘学海或许是臭味相投吧,在自己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的潘学海却经常去他家里干活,带孩子,生炉子,做饭,什么活都干。

  潘学海18岁了,长成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匀称,在外面见人就笑,脸上有个小酒窝。潘学海的初恋女友叫李琴,热情大方。她常常规劝潘学海,收收野性,在家里要尊重长辈。俗话说:木有榆柳桑槐,人有忠奸诚诈,不尽同也。他家隔壁的邻居,叫林秋凤,30多岁妇女,是知识青年下乡回城的,身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和来自农村的丈夫。她经常来串门,看到潘学海找了好对象就眼气。她一碰到潘学海,就深有感触地说,她爱人是农村户口,孩子将来就是农村人,影响前途。潘学海终于被说服了,他狠狠心,提出和李琴姑娘分手。

  1982年,“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一时间,在体育场频繁召开公判大会,罪犯游街示众、现场宣判,到处张贴着审判告示,这些并没有使潘学海受到教育。正值青春期的潘学海在社会上交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在一天夜里,潘学海在家里招来十几个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刘淑贞看见以后走了进来,说,“你们和潘学海一起玩,将来都得蹲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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