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下班回家,到婆婆家寻女儿,见门紧锁,猜想她们应该在隔壁的屋里。女儿在姥爷公公家的小客厅临时铺上睡着。我轻轻地走进屋,蹑手蹑脚地卧在女儿身旁,里屋传来姥爷公公和婆婆的对话声。女儿睡的正浓,甚至听不出她的喘息声。姥爷公公年近九十,他有脑血栓,所以发音含糊不清,由于上了年纪,加之耳背,婆婆想回答他的问话,又怕吵醒她孙女,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显得格外别扭。
因为忙碌了一天,身子很乏,正对着客厅的窗户,下午的阳光虽温暖却亮得刺眼。枕巾被我卷成一条粗绳一般,遮在我的眼睛上。我本想小睡,思绪缥缈,将一个旧人带入脑海。
那人是我爷爷。他去世时73岁,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爷爷去世前几天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身为本市三院的妇产科主任的姨奶,从营口带来爷爷需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具,陪着奶奶和长辈们一连好多天守在其身边,寸步不离。记得有一次,姨奶大声地调侃爷爷:喂!老朱头?爷爷耳背,卧病在床许久,姨奶不得不提高嗓音问:想不想死?只见盖着厚厚被子,躺在炕上的爷爷吃力地摇摇满是银发的头。姨奶会意地笑了。她大概习惯于这种趾高气昂并带有强势和针对的问话,不光是对爷爷。
我不喜欢姨奶这么问。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其实她一直在倾尽己有为爷爷续命。只是,从小就萌生的自尊,和对至亲的保护,让我并不是特别欢迎一向强势的姨奶。
爷爷当年也如姥爷公公一般,近一寸长的银发倔强地挺立着,密密麻麻。他也如他这般,言语含糊,呼吸声和叹息声甬长且沉重。而今,他已离开二十多年,每每想起他,他用力地摇头的恳求回应,让我酸楚良久。
离开家乡后,我常常于深夜不眠时,打开尘封的记忆。那里的人已经有一些辞世许久,就像爷爷。我努力地紧挨着意象里他的魁梧的身躯在阳光下的投影,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离他再近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要离他再近一些,也许,年年霜素,岁岁鬓染,除了记忆,真的不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