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敏感的人易缺乏安全感和过分自卑。遇到点事常会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生怕自己言行举止惹得他人不愉快，后来往往不愉快的人都是自己。下面是小编为你推荐的观《高考1977》有感。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我也说了几句。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关于恢复高考，先是陈琼他爸知道了消息立马带了基本教科书前往东北看望女儿，然后是阿三告诉了强子，强子无意中透露给了老迟，到这个时候，早已让根宝、陈琼他们蠢蠢欲动了。“恢复高考？”这意味着什么啊？或许把这话去跟一个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去说，他一定会把这个决定骂个狗血喷头，这没什么不对；然而当你转身看那个阶段，或者再来看这部电影，尤其是当你还有理想还希望做点什么的时候，恢复高考，我要读书，这样的期待显得特别真实和温暖。
多少你的父辈们在当时告诉自己“这下有希望了！”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都吸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无疑是前方突然冒出火光。，感谢那个时代中让人温暖的人类所有的美好情感。
我承认，我是被这里的气氛感动了，或许是隐隐约约的感同深受，我一直以为，有点理想有点追求总是美好的，比如，为高考而熬夜复习。这当然是马后炮，身处高考前夕未必能想得这么透彻。而事实上，片子也是很多小段落构成的，恢复高考参加高考是一条大绳脉拴住了他们。
强子带头绝食，小潘和陈琼无缘无故地激情了一回，两次想要自杀的根宝最终还是“英年早逝”，还有前面的大伙儿观看邓小平复出，为高考扛包获取名额。那是我们回不去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上却是那么的丰盛。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有那么强烈的对知识的渴求，是我们现在所无法企及的。
以前无法理解父母为什么对上大学有着那么疯狂的向往，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上大学或多或少好像也是为了圆他们的一个梦，我一直无法满身心地承认高考是为了自己。而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突然理解了他们，在那个年代，知识、高考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方式。
清明回家和大人（咦？我还小孩？）聊天，又说起高考，唉，家庭饭桌话题永远有这个，先是我考大学，再是表妹去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是堂弟高考，每年都有为这个话题议论一番的理由和现实，直到近日，大人们还是把它看得无比重要，好像人生就仅此一搏，好像过了高考什么都解决了。
还好，弟弟妹妹都不在，和我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人讲这个问题，当然方式和内容都要变变的，那就说他们的高考吧。
姑父，现在的XX学院院长，当年是80年的大学生，要不是他说，我还不知道，第一年也就是77年强子他们高考的那年，考完后他们的入学时间是次年的2月，而78年的9月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学生入学，也就是在我姑父之前虽然是3年，但有4届的师兄师姐。说起那个高考的年代，姑父至今感慨很“难”，他所在的高中是最好的，6个毕业班，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人，但当年被大学录取的只有4个，其他学校头几年的录取率都是零，以至于今天他回老家，只要报上名字，老师同学都会知道是那一年的大学生，可见多么珍惜宝贝！
而父亲就不同了，据说那年他在公社已经当了干部，装模作样地报了名，还为此把旅店门锁搞坏赔偿了5角钱。而进考场时，身后还插了一本地理书和一把凉扇，大模大样地进了考场，自然是要被老师没收的。随随便便考完后还理直气壮地问老师拿书和扇子，很坦白地告诉老师“我又不是来考试的！”回到公社他就接到任命的通知。
如今的两位长辈，一位是学校，一位是报社，虽然和高考的缘分不一，但都算功成名就（我爸后来工作了才读了浙大的函授），说起那个1977，却都有感触，毕竟是年轻时候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