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时期，钱玄同称得上新文化阵营中火力最猛的炮手之一。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和新道德，反对文言文与旧伦理。为了提倡白话文，甚至偏激地鼓吹过“废除汉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玄同思想上极其前卫，行动上却非常保守。他的婚姻是哥哥包办的，但他从来没有弃妻另娶的念头。妻子身体不好，他总是细心照料。有人劝他纳妾，他也严词拒绝。对于自己身上的这种“矛盾”，钱玄同解释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头上缠的这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
钱玄同的操守实在为人敬重！他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目的是要给一个民族造就新的未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推进新文化运动，他敢于将一己之利抽离出来，不惜牺牲个人的快乐与幸福。
将“我”抽出来，有时需要抽离的是生死之虑。1885年3月24日，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机会兵分三路再次进攻镇南关。68岁的统帅冯子材大喊：“各位兄弟，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软蛋，镇南关前分个明白。老夫今天就将老命拼在这里，你们统统跟我上。”接着他不顾他人拦阻，从部下手中夺过一把长矛，带头冲向敌阵。统帅奔向了最前线，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长矛杀折了换成大刀，大刀砍钝了，抢过敌人的刺刀再杀打得法国侵略者晕头转向、抱头鼠窜。镇南关大捷也因此成为晚清少有的一次胜仗。
仔细想来，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将“我”抽出来，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利益，钱玄同大可像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嫖妓娶妾，不必去提倡什么新文化运动；冯子材也只需坐在舒适的指挥部里，以军法督促基层官兵直面敌人的刺刀，无须直接面对死亡威胁。然而，当一个人选择了对苦难的承受，选择了以个人的痛苦换取他人与社会的舒适，他也就变得无所畏惧。
将“我”抽出来，也反映了某种非同一般的眼光。钱玄同与冯子材都是内心有目标的人，他们的自我牺牲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促使更多人的警醒与进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自我牺牲的价值。钱玄同之后，新文化、新道德风起云涌；冯子材之后，镇南关始终屹立在祖国的版图上。
人是因为背负自己而沉重的，学会了适时抽出一个“我”字，我们就可以身轻如燕地抵达生命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