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在全球经营业务，对这种大公司来说，我们在各种国度工作，经常会碰上战争或暴力革命，还有自然灾害或人为的灾祸。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被迫撤离的话，可口可乐公司也总是最后一家离开，事后又总是第一个返回。整个公司员工和管理人员对这样的记录都感到脸上有光。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这经常需要闯过一道又一道的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领导人，有自己的做事风格。
“比如在波兰，私人是不得拥有土地的。”工作人员穆塔回忆道，“那我们怎么才能为我们的装瓶厂搞到地皮呢？我们就和那儿的天主教会签了个协议，因为天主教会是波兰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一点就连苏联人也拿他们没办法。无论他们怎么施加压力，也无法让波兰政府没收教会的土地。”
工厂开工那天，总部的一些高管飞来参加庆典。这是可口可乐在整个东欧建成的首家装瓶厂，是件大事。周日的早晨，所有的人都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布里奇特教堂集合，牧师叫亨瑞克·詹克维斯基，他也是为团结工会执行宗教仪式的牧师。
来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可口可乐代表团被安置在第一排。我们全然听不懂詹克维斯基的布道，但是，能从他的发音里分辨出他提到了“可口可乐”。从那表情看，他像是在告诫他的会众，每天早晨至少要喝一杯可口可乐，否则会被永久打入地狱。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是在向教徒们详细解释可口可乐建的新厂会给他们的社区带来就业机会，以及带来的经济利益。
在俄罗斯，我发现得尽快学会应付前苏联人在生意场上传统的用餐礼仪：普遍使用伏特加祝酒，要用另一只手扶住酒杯的一侧保持平稳，然后送到嘴边，酒杯往下放的时候，那只保持平稳的手不要放开。他们先敬酒，你得一口喝干，然后你要回敬。这得来来回回十几次，甚至还不够，好像是非要把你灌醉，然后让你干出傻事来。不论白天晚上，这种场合随时会有。麦当劳开业仪式后的头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宫见了一下他们的对外经济部长。那是早晨七点半。“我们先干一杯。”那位部长说着就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我们喝了几圈儿，大家都还没吃早饭呢。
于是，我想出一种逃生的办法。对方劝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表示用水来回敬，但是，我额外要了一杯可口可乐。通常，前两杯伏特加我是真喝干，之后，把大部分伏特加吐到水杯里，然后用可乐回敬，这样做毫无破绽。这样一来，我比其他人基本上少喝一半的酒。记得有位俄国佬夸我说：“你的伏特加真喝下去了，海量。”
在菲律宾，当地雇员金·金对我们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会对我说：“喂，你的想法不错，只是在菲律宾行不通。”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讨论员工的推销积极性问题。我们的企业总共有10500名雇员。我的想法是为刺激大家的积极性，以后不再发200美元的奖金，改发价值400美元的冰箱。因为，我们可以从生产厂家那里直接进货，用200美元买到400美元的冰箱，这样一来，可以用同样的钱发给员工双倍的奖励，而且这样做也能刺激员工的家人帮忙推销。
“不行，头儿，这样不行。”金·金对我说。他解释说，推销员拿到奖金后会把钱揣在自己的兜里，成为自己的零花钱，而工资他就要带回家交给妻子。在菲律宾，女人负责操持家务，同时管钱，她们平时只给丈夫一些零花钱。我的计划在他们的文化里行不通。只靠逻辑办事并不总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