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得先做一点交代：中国春秋时代，齐国先后有两个庄公，第一个庄公姓姜名购，姜购公元前794年——前731年在位，他是齐成公姜脱的儿子，是齐国第十二任国王，他在位期间，致力于修养生息，齐国渐渐强大，为十六任的齐桓公称霸诸侯打下了坚实基础，庄公死后，他的儿子姜禄甫继位，号齐釐公。第二个庄公叫姜光，是齐灵公姜环的儿子，公元前553年——前548年在位，是齐国第二十五任国王，庄公死后，其异母弟姜杵臼继位，号齐景公。我们故事里说的庄公，就是后者。
姜光的母亲是鲁国人，他是灵公的长子，出生后被立为太子。后来，灵公续娶仲姬、戎姬，仲姬生子姜牙，因戎姬受宠，仲姬将姜牙托付给戎姬抚养。在戎姬的请求下，灵公废姜光改立姜牙为太子，并把姜光迁往齐国东部居住。在灵公病重时，齐国大夫崔杼将姜光接回国都，并杀死戎姬。灵公死，崔杼拥姜光即位，号齐庄公，崔杼执掌齐国大权。
崔杼，又称崔子、崔武子，二十几岁就得到齐惠公的赏识，拜为正卿，齐灵公时，曾率军征伐过多国，屡立战功。灵公死，他拥立姜光做了国君，成了齐国的权臣。崔杼的妻子棠姜，是一位倾城倾国的美人，她原来是大夫棠公的妻子，棠公死的时候，崔杼去吊唁，发现了棠姜，一见倾心。正巧，棠姜的弟弟东郭偃是崔杼的家臣，崔杼就让东郭偃从中联络，娶了棠姜。
一日，齐庄公到崔杼家拜访，见棠姜美艳，便动了心思。很快，他便于棠姜私通，并经常到崔杼家与棠姜幽会。更有甚者，有一次，他和棠姜幽会后，竟将崔杼的冠拿去送了人。侍从劝阻说：“这样不好，要是崔武子知道了，事情就麻烦了。”庄公毫不理会，说：“除了崔子，难道别人就不会有同样的冠吗？”崔杼由此更加痛恨庄公，并想找机会杀了他。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548年5月，莒国的国君到齐国朝见，崔杼推说有病，没有前去。崔杼断定，庄公一定会借探病之机来与棠姜幽会。果然，莒国国君到来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庄公到崔府看望崔杼，他只在崔杼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就去与棠姜幽会。他追嬉着棠姜进了房间，棠姜从侧门出去，庄公抱着庭前的柱子高歌，根本没在意崔杼的存在。这时，房门关闭，伏兵四出，将庄公围住。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众人不从；又请求与崔杼订立契约，众人说：“君王的下臣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听取您的命令。这里靠近君王宫室，我们只领命巡视并搜捕淫乱的人，此外不知道有其他命令。”庄公想越墙逃走，被箭射伤大腿，掉了下来，然后被杀死。
庄公死后，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国君，号景公。掌管历史记录的太史在简策上记录说：“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当时，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虽然礼崩乐坏，但等级制度深入人心，臣弑君、子杀父，仍被视为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所以，崔杼命史官改写为“庄公暴病而死”，史官不从，崔杼便杀了他。当时的史官也是世袭制，哥哥死了，弟弟接着任史官。二任史官二弟仍直书“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又将他杀死；三任史官三弟仍照书不误，崔杼还要杀他，三任太史说：“即使你杀了我，后任的史官还会这样写，因为尊重历史事实，照录事件本身，是史官的使命所在。”崔杼无奈，只好放了他。《左传》还记载说：一个叫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将史官都杀死了，就带着笔墨竹简赶往齐国宫廷，半路上听说已经如实记录了，就返回了。
作者感言：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之间、诸侯内部君臣之间，甚至大夫与大夫之间，整天处于打打杀杀、争权夺利之中，分不清哪是正义的，哪是非正义的，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崔杼杀死齐庄公，在当时来说，算不上什么新奇事件，但因崔杼杀了两名史官而传之后世。崔杼也因此背上了乱臣贼子的恶名。
后人说起这段史实，常常是为了褒扬史官的秉笔直书，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诗句，高度赞扬了齐国太史冒死实录史实的精神。而我们提及这段史实，则想借此说说齐庄公的“做人”问题和崔杼错杀史官的事。
从史实中不难看出，齐庄公的为人很差劲，是一个没情没意、恩将仇报的家伙。崔杼是齐庄公的大恩人，是崔杼将他这位被废掉的太子从边城接回来，并保他坐上了国王的高位，没有崔杼，他可能早被他的异母弟姜牙杀了。面对恩人，不感恩图报也就罢了，竟肆无忌惮地向恩公的妻子下手，与之私通。更嚣张的是，庄公竟公然将崔杼的冠拿去送人。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那个时代，只有士大夫以上地位的人才能戴冠，平民和奴隶一般是布巾包头，或用布做一顶简单的帽子。由于古人束发，即把头发挽在头顶，所以，冠都高耸，故有“峨冠”之称。冠都是前高后低，都有冠缨为饰，尊贵威严。正因为冠是身份的象征，是人的尊严所在，所以，古人对冠十分看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的高徒子路，在卫国做官时，国家发生内乱，他本来不在现场，但他认为，拿了国家的俸禄就不应当回避国家的灾难（“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于是主动前去与叛乱者争斗。在打斗中，他的冠缨被砍掉，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在他从容结缨正冠的时候，被敌人砍死并剁成肉酱。
占了恩人的妻子，又将恩人的冠公然送人来侮辱恩人，这让我们想起农夫怀里那条苏醒过来的蛇和东郭先生从口袋里放出的那只狼。“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用《红楼梦》里的这句判词来评判庄公的为人，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庄公这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家伙该杀，并死有余辜。
我们常说，“要学会感恩”“要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也常说，“能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兔子不吃窝边草”，这都是人际交往的道德底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会重蹈齐庄公的为人覆辙。
说到崔杼，他杀死齐庄公，是情理之中，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动乱时代，也很正常。作为齐国的“四朝元老”和国家重臣，妻子被占，人格受辱，让他忍无可忍。敢于对一国之君下手，重组齐国政坛，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男人血性，无可非议。如果他忍气吞声、听之任之，甚至为了讨好国君，象许多弄臣那样，奴颜婢膝地将自己的妻子送给上司，完全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倒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在于，他不应该杀死那两位史官。
让史官弄虚作假就是错误，杀了敢于照实记录的史官是错上加错，崔杼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担了数千年“乱臣贼子”的恶名。其实，弑君是事实，大丈夫敢作敢为，让史官直书好了。况且，杀的是该杀的昏君，后人自有定论，无须害怕。这一点，崔杼远远赶不上同时代的晋国大夫赵宣子赵盾。赵盾比崔杼大五六十岁，是晋国上卿，一生侍奉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三朝。晋灵公荒淫无道，乱杀无辜，赵盾屡屡直言劝谏，灵公因此嫉恨赵盾，多次设计想杀死他。无奈，赵盾只好出逃，逃到半路上，听说堂弟赵穿杀死了灵公，便返回都城，主持朝政，迎立襄公的弟弟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史官董狐在记录这段史实时写道：“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说：“你搞错了，杀灵公夷皋的是赵穿，不是我。”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赵盾感叹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音yí）伊戚’，其我之谓矣！”意思说，啊，《诗》里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灾殃”，这大概说的就是我吧！赵盾并没有直接杀死灵公，董狐依据自己的推论认定赵盾弑君，尽管有些道理，但毕竟与史实不符，说赵盾弑君，是千古奇冤，就是这样，赵盾还是宽待了董狐，任他记录，此足见赵盾的博大胸怀。
在漫长的君主世袭制时代，君臣父子相残、兄弟手足相残的“豆萁相煎”，是宫廷权力角逐的常态，其遵循的潜规则是胜王败寇，至于手段和过程是阴谋还是阳谋、是诡计还是智慧，都无关紧要，一旦得手，大权在握，总能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昭告天下，而世人和历史看重的，是掌权后的治世功业，就如备受世人和历史褒扬的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时杀死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并逼着父亲唐高祖李渊辞职，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时及以后，谁还去管李建成和李元吉该杀不该杀。所以，古往今来，胜者因造反被历史诟病的很少。而造反的胜者崔杼之所以被历史诟病，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想伪造历史和错杀了史官。
想伪造历史和错杀史官也的确是大错，后人每每读到这段历史，都对崔杼向秉笔直书的史官下手痛恨有加，崔杼也因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看来，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铸成大错，追悔莫及。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不相同，他们既记录历史，又充当秘书。他们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史官的具体职责，他们实际上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权贵们都很看重史官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