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是不言而喻的了：独一无二的一个；我们，却弹性很大：一家、一族、一国……乃至全球。我与我们，原本有明确的界限，但人们在写文章时却常常混用：较之于“我”，作者似乎都更习惯（自然而然地）用“我们”。然而，“我”是个见，“我们”则是共识啊：既没与任何人商量，执笔的又只是自己，为什么就用了“我们”？而读者也并无异议？
有人解释为“谦虚”；有人说是“口语”；有人谓之“借力”；也有人说是“直觉”。
想来都有道理；不过“直觉”更说明问题：那是个体与整体密不可分的直觉——“对我的存在而言别人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一粒沙与“沙”，一滴水与“水”，一个氧分子与“氧气”。人们说到沙、水、氧气，指的是宏观的一类物质，想到的是其共性；而并非特指（显然也包括）一个微观分子的个性。
也许你会说：人与人不同啊，谁没有个性？写文章时用“我们”，指的是意趣、志向、观点相同的人，又何须言明！
然而，包括所有读者吗？——以“我”为圆心，多大的半径才圈得起“我们”？
想来，这个半径便是人的良知。作者总是将自己的善意、好恶、希冀笔之于文；冠以“我们”，正是对人人皆有良知的直觉。
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良知，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孟子解释道：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孟子 公孙丑上》。
的确，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无论你是否读过此文，“人皆有良知”的意识都已深植于你心底——否则，在提笔时，何以会毫不迟疑地用“我们”？
诚然，因沾染恶习而失落良知的也不乏其人。对读者统称“我们”，不啻对良知的呼唤，也即大爱的彰显：“遇欺诈之人，以诚心感动之；遇暴戾之人，以和气熏蒸之；遇倾邪私曲之人，以名义气节激励之；天下无不入我陶冶中矣”（明 洪应明《菜根谭》）。现今人们常说的“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也不乏此意。
自己与他人，我与我们，本是同祖同宗“同根生”，从类人猿一直相搀相扶到今天。要想强大自我，岂能削弱我们？与其相互争斗，何如反躬自省？《弟子规》倡言“泛爱众”，并尊尊告诫：“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此即儒家对“我与我们”关系的睿见。如若人人都能心心念念，该会避免多少矛盾、口角，化解多少是非；更何至以邻为壑，何谈干戈，何谈战争？
其实，“爱人如己”“自他不二”的思想已深入每个人的心底——当其撰文时，自然而然就用了“我们”；其实，世界大同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处世时，人人都能静听自己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