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世的旅途上，已跨过四十四个春秋，四十四年弹指一挥间，父母已步入暮年，儿子也成了翩翩少年。人在中年，回首旅途，不由地感慨万端。
童年时期，天真烂漫，清贫生活充满 “乐”。漫山遍野地疯跑嬉戏，山坡上放马、摘果、割柴草，大石头片上睡觉、打牌、走四子，大树上唱歌、攀高、荡秋千，水库里狗刨、潜水、打水仗。然而昔日的小伙伴们如今已不再知心，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了。
小学时期，勤奋刻苦，赞誉声中充满 “美”。黑色的葫芦油灯散发着微弱的灯光，小小的方桌前留下我秉烛夜读的声影。小学五年成绩倒也辉煌，虽曾有过被戏所迷的小插曲，但最终还是迷途而返，和我同一天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十八个小朋友，或留级或辍学，升入五年级时就剩下我光杆儿一个了。那时走到那里都能听到乡亲们的赞誉之声。那个阶段最难忘的还是三位恩师，关怀备至心地善良后来成为我的短诗《山花》原型的康凤联老师、教学严厉鞭策我迷途知返的冯秀杰老师、拨开云雾治学严谨为我初中入学据理力争现已离开尘世的李金贵老师。
初中时期，离家住宿，难忘当时的“饿”。每月按时交纳七块半（后调为八块半）的伙食费，换取一张印有“早”、“午”、“晚”并加盖当月全部日期戳记的份饭餐票。每天凭餐票并按票面上记载的日期和“早”、“午”、“晚”标记分别领取一日三餐。每人日食一斤粮，九两主食分三顿，早餐玉米面粥充一两。午晚辅食是菜汤，每周午餐两改善，豆腐粉条菜或者四两油条油星儿汤。由于主食供得少，只能开水来填饱，稍微运动一消耗，就听肚子咕咕叫。当时最盼望的还是农历三八小觉集，父亲来送玉米面烙饼，在以后的五天中，开水冲泡后可以填饱肚肠。饭馆里的炒面、大街上的烧饼那是不敢奢望的。不料长期的硬食吃坏了胃，闹起了胃炎。那个阶段最难忘的还是讲课生动、趣味幽默、对学生关怀备至的何胜英老师。
高中时期，友情浓浓，无奈的是浑身是“病”。初中时的病根造成了长期的营养匮乏，高一下学期突发了结核性胸膜炎，半年后结核菌转移到了肺部，转化成了肺结核。打针吃药上医院犹如一日三餐，经常误课度日如年，苦熬到高三下学期才彻底治愈。由于多次耽误功课，致使初中时的特长科目—英语逐日下滑，最后竟成了拖腿科目。遗憾的是，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有把英语科目补起来。唯一感到庆幸的还是，长期单独注射链霉素竟然没有诱发耳聋。高中阶段最让我感激的还是杨富海、王兰发、贾荣梅、李军平和曹明法等几位兄姐般的恩师，他们品行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如自己的亲弟亲妹。
大学时期，卸掉旧包袱，孰料又添新“郁”。当时体育课被看得格外重要，在学生奖学金评定中，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总分两项并列，这两项中任何一项不合格便被一票否决。大学期间我的体育成绩一直很差，连标都达不了，更谈不上及格，再加上体育老师脾气古怪，纵然每天坚持锻炼也总是逃脱不了补考的命运。尽管文化课成绩优良，也无法和奖学金结缘，评定三好学生更是想都不想。大学期间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慈母般的辅导员徐汝珍老师，当时五十四岁的老太太不到三天便将管辖下的五个班近二百名学生的名字与其本人对号入座。
工作廿年，惜岗敬业却日益贫困，企业垮掉了才知“悔”。由于工作分配费尽周折，从农村进入省城的我过于珍惜工作岗位，默默地承受着低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一批批来自农村的同事相距跳槽离去，而我却一直把“破瓦罐”当作“金饭碗”紧抱在怀里，不舍得抛弃。廿年下来四面观望，老同学、旧同事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亲戚们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而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养妻儿。被逼扔掉“破瓦罐”后，才感受到外面世界的精彩。
回望四十余年的旅程，不由得想起一次次死里逃生。出生时，曾差一点因家乡人固有的“尽日招灾论”命丧襁褓中；少年时，曾因贪睡差点命丧亲戚家的门缝里。大学暑假期间，山上捉蝎子的我一脚蹬空，从高山上翻身摔到山脚下昏死了过去。国企工作期间曾因静脉炎缠身感觉治愈无望，几次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人到中年，生死二字看得很淡，既然活着，就要珍惜生活， 珍惜父母健在的机会，报答养育之恩；珍惜来之不易的婚姻，报答妻子的知遇之恩和艰难困苦的育子之恩；珍惜天伦之乐和兄弟姐妹们的亲情，更要珍惜知己挚友们的深厚友情。
（2014年8月韩铭忠写于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