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幸运的女儿
之所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儿，是因为我有一对非常称职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
（一）诞生家庭
父母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校友，两个人学习都非常好，又同是学校学生会的干部，经常在一起参加、组织社会活动，所以彼此间非常熟悉。中学毕业以后又考上同一所中专校，成了同学。后因母亲得了疟疾，不得不休学一年，因此毕业时比父亲晚了一届。那场大病不仅害得母亲掉光了头发，还落下了头痛的毛病。因为严重的头痛影响了睡眠，上课时就难免要发困。母亲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就跪在碳渣上面上课，常常跪得血浸透了裤子，母亲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以优异成绩毕业的。
中专毕业后，父亲到了洛阳矿机厂工作，母亲则被分配到了哈尔滨。尽管母亲早已把自己锻炼成了运动健将，但仍然不能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经常流鼻血，所以逐渐往南移，先后调了几个地方，最后才调到了矿机厂并在那里与父亲结的婚。据母亲回忆，结婚当天的上午他们还上了班，下午才请假出去买了一些糖果。新郎买了一条价值十元钱的围巾送给新娘作为结婚礼物。晚上请同事们聚在一起热闹一番后，将俩人的被盖合在一起，一个家庭就这样诞生了。
我从来没有发现父亲或母亲因为他们当年那样简单的婚礼而感到过一点点的遗憾，反而见母亲象珍藏什么宝贝似的珍藏着那条围巾——直到我结婚，母亲把它送给我时，还完好如新。几十年来，父母用爱心、用夫妻之间的相互敬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给我和弟弟营造了一个总是充满着温馨、快乐、欢笑的家。
（二）我的妈妈
母亲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我常说母亲是一个精神型的人物，也是我们家最能承载的人。虽说母亲喜好运动，但在我们家就数母亲生病最多、住院最多、吃药也最多。尤其在我和弟弟的年少时期，在我的记忆中，家里面最不可缺少的除了烧饭炒菜用的锅、吃饭用的碗筷，就要数母亲熬药用的砂罐了。家里时常弥漫着一股股药味。现在的成药多了，当然也就不再时常闻到药味了，但母亲仍然离不了药。我不明白病神（如果有的话）怎么就不离开我母亲，因为它的恶作剧，我母亲这一辈子总是在不断地受到病痛的折磨。且不说母亲读书时的那场大病给她留下的病根，就是我的出生也给母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患。
我出生在1961年，那时正值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相当匮乏，吃饱饭都成问题，哪里还谈得上孕妇的特殊营养。母亲回忆说，那时的胡萝卜几乎成了主食。也许就是因为母亲怀着我时吃了太多的胡萝卜，我落地时居然有8斤4两重。我清楚地记得我儿子出生时刚好7斤重，却叫我惨痛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还是借助医生的手术刀才取出来的；而母亲生我的时候还是自然分娩，当时会怎样的疼痛我简直无法想象：尽管母亲痛得满头大汗，却坚持一声不吭，只是把牙咬得紧紧的、紧紧的，捱到我终于降临人世，母亲的牙龈因紧咬牙关的时间太久而全部充血，痛得连牙都不能碰一下——母亲的牙龈受到了根本性的重创。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只能靠喝稀粥来勉强维持每天身体的支出。这次经历使母亲过早地出现了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脱落的现象。二十多年后的一次意外车祸，严重伤及母亲的唇部，且使牙龈再度受创，结果五十岁不到母亲就不得不安上了满口的假牙。
都不记得是在我几岁那年，母亲又生病住院了，而且还要手术。我那时少不更事，根本不知道手术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我们和父亲一道去医院看望母亲的时候，父亲买了香蕉并特别嘱咐我和弟弟那是给住院的母亲买的，我和弟弟都很听话，硬是没有吃一根香蕉——尽管那时我们想吃得要命；母亲手术后，父亲又买了团鱼（书名鳖），当然是给母亲补身子用的，所以我们同样没有吵着要吃。但是团鱼的骨头特别极了，个个都很光滑、象工艺品似的，我好喜欢，因此我把它们全部洗净凉干，当做积木玩了好长一段时间——香蕉和团鱼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们因此而意识到母亲是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母亲从来都是把好东西留给我们吃的；我也因此而记住了母亲的那一次生病。
母亲最让我们全家都惊心动魄的生病莫过于1977年的那一次了。母亲在一次洗澡时不经意地摸到腹部有一个包块，去医院诊断，当时因为包块太小，医生只好吩咐要注意观察；数月后，母亲再次触到它时，发现包块已经长到鹅蛋大小。这下非同小可——快速长大的包块让我们都担心那是恶性肿瘤。当即，全家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把情况告诉外婆并请外婆来到家中，当时弟弟还在上学，还需要人照顾；我和父亲随即陪母亲去了川医，检查的结果是手术后再做定论。于是，我就住到了成都的爸妈的同学芦叔叔家，与父亲换班，看护母亲。在母亲手术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个到现在我也无法破解的怪梦：我梦到母亲成了一个孕妇，挺个大肚子到医院做手术，然而，只见手术台上随着手术刀的落下出现一个越来越扁的肚子和斑斑血迹，却怎么也看不见母亲……我醒了过来，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梦预示着什么，但我当时特别地相信“梦死求生”这一常听人们关于梦境的解释。因此，母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医生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后为母亲取出了一个菜花状的包块——这太象恶性肿瘤了，但是经过程序规定的切片检查，并没有发现癌细胞的蛛丝马迹，为慎重起见，医生又多取了几个片样去化验，仍然没发现任何疑点。最后，医生将其诊断为“非特异性包块”。虽然医生仍在母亲出院时留了一个尾子：如果五年内不发生意外，才能最终肯定没有问题。但我们全家人（当然包括外婆）早已喜上眉梢——相信母亲再也不会遭此劫难了。的确如此，至今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没有“神仙腰膝”，母亲现在就算得上是身体健康了。
是的，母亲并没有从此摆脱病痛的困扰。有一年岷江发大水，洪水上了城区的主干道，淹了好多的单位和房屋，学校被迫停课，工厂被迫停产。我们的厂房及住宅因地势较高得以幸免。母亲跟随厂医轮流到各个受灾点去送医送药，几乎天天都有好几个小时浸泡在深过膝盖的水里。洪水退去后，母亲的双膝肿痛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消肿，从那以后母亲落下了很严重的风湿病。母亲的风湿病令很多医生头痛，因为治风湿病需要的很多药都与母亲原来患有的病症相克，用药稍有不慎就会引得旧病复发或者加重病情。所以尽管经过多年的八方求医仍没能得到彻底治愈。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的诸多因素，母亲的骨骼退化速度和程度都明显地超过了同龄人——几乎所有的关节部位都有骨质增生，腰椎和膝盖部位尤甚，膝关节因此而严重变形。
凡是患有骨质增生的人恐怕大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骨质增生给人造成的病痛防不慎防——早已做了千百遍的动作或姿势，也许在某一天再次做它的时候，就会引发你的腰椎或膝关节剧烈疼痛，痛得让你动都动不了。母亲就常常是这样，前一秒钟还是好好的，转个身、咳声嗽或打个喷嚏、甚至空着手从椅子或凳子上站起来，不是腰直不起了就是腿不能动了。所以我们都称母亲长的是“神仙腰膝”——因为它们的痛来得太不可预防了。
母亲的病症虽然多，但我却从不记得听到过母亲因病痛而发出呻吟，更不见母亲曾因病痛而愁眉苦脸过。不仅如此，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管病得有多重、痛得有多厉害，只要能坐着，就不躺着；能站着，就不坐着；只要能动，就不会静。即使是在川医动的那次那么大的手术，为了防止肠粘连,母亲硬是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强忍着剧痛下床活动——因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排空了胃肠中的所有异物,因此更容易粘连。手术后的病人，不打屁是不能进食的，就是水都不能喝，实在渴了也只能用棉签蘸水湿湿嘴唇而已。然而，空空的胃肠更不容易产气，哪有屁打。那才真正叫做饥饿，就是正常人那样饿着躺在床上都会觉得头晕眼花，更何况还是刚刚动了大手术下来的病人，还要下床走动。在医生验证并同意进食之前的那几天里，母亲硬是天天这样坚持着的。我相信母亲一定具有超乎常人的坚强的毅力，所以，母亲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生活着。
我和弟弟生长在生活物质相对贫乏时期，比起今天的孩子，小时候的我们虽然不能时常穿新衣服、随时有零食吃，也没有几个从商店里买来的玩具，更没有可以随意支配的零用钱。但是，我们从未感到过自己缺少什么。因为母亲有一双了不起的手。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布料供应很有限，而需要用布的地方又很多，被套、枕套、衣服、裤子，甚至书包都要用布做，所以每年都能穿上新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买节节布（就是布匹的边角余料）可以用较少的布票甚至不用布票就能买到，所以我和弟弟的衣服多是用节节布做的，常常一件衣服上有好几种颜色的布料。我非常喜欢穿这种用节节布做的衣服。虽然是同样的布，但是经母亲的精心裁剪、拼凑、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有其独特之处，更是与众不同；就连我们上学用的布书包，也会常常吸引住其他小伙伴羡慕的目光。那时候的粮食供应是细粮搭配一定比例的粗粮，细粮为大米、面粉，粗粮就是玉米面或者红苕。玉米面偶尔吃一顿还能接受，但要顿顿吃就有点难以消受了。尤其是那时候所有的物质都紧俏，缺油少糖，更是觉得玉米面难吃。母亲就在玉米面里加上一点糖精再做成窝头的形式，这样让我们感觉好象是在吃点心，自然就不再感到难以下咽了。过年的时候，母亲还会用面粉做成各式各样的小动物食品。虽然那个时候家家能买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我和弟弟却能穿得出式样、吃得到特色，这都是因为我们的母亲有一双灵的手。
（三）我的爸爸
自小在我的心目中，就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了不起。父母在求学的年代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工作以后更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懂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能工巧匠。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被什么事情难倒过，他们能做许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时父母都还在工厂，母亲是模具车间的技术人员，车间里的每一台机床没有母亲不精通的，因此，凡是母亲制订的加工工时，没有操作者不服气的。而父亲更是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身体力行，做技术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后来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也是这样——哪里有艰巨的工作就出现在哪里。工厂的产品要自销，需要开辟市场，父亲亲自带领销售人员川内川外到处进行市场调查并为工厂打开了第一批销售渠道；当铆焊车间成为工厂创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时，父亲又与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却使自己的听力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正是父亲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并顶着重重的压力开发了新产品，为工厂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纸调令却把父亲调离了丰收在望的工厂，而父亲没有一声怨言。进入机关工作后的父亲很快又进驻到了另一个机械工厂，经过数月艰苦努力的工作，父亲终于使这个因管理不善造成生产经营陷入混乱状态的工厂走上了正轨；几年之后，父亲又被组织上调到另一个机关工作。这个机关下属的建筑公司是一个亏损多年，人心惶惶的单位，父亲接过了这个很多人都不愿意插手的烂摊子。建筑，对于跟机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亲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父亲不仅要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由陌生到熟悉它、精通它，还要把它加以运用，解决实际问题，这对已年过半百的父亲来讲，其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硬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使这个公司转亏为盈。类似这样的工作，父亲不知做过了多少。父亲务实求真、克已奉公的工作作风也给曾经与他工作过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良好印象。
父母技术过硬，工作中出类拔萃，待人诚恳，为人谦和，善解人意且乐于助人，这些综合素质又使得父母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人们都乐意同他们交往。记得我们住在工厂宿舍的时候，时常有人上门来向他们请教，特别是那些单身职工尤其喜欢到我们家来窜门，使得我们的家常常象个驿站，热闹非凡。然而，我最崇尚的还是父母的敬业精神，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我相信具备这样的品质会使每一个工作中的人受益匪浅的。
以前我总认为：只要为人正直，一生就会一帆风顺。其实不然，现实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或者说残酷得多。人的心理是最难以琢磨的，尽管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优秀的，可是有些时候却正是因为自己的优秀让别人觉得不自在而使自己陷入泥潭之中。
当年父母从一个中央厂矿调到那么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厂，那高出一节的工资就叫一些人眼红，而父母在各个方面又都是那么优秀，这更加重了那些人的嫉妒之心却又无计可施。转眼间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就象是用柴火去烧一缸已经存放多年的河水，从缸口看去真是清清凉凉一缸水——其实不过是一缸渣滓沉底的河水，所以当缸中的水被烧开时，沸腾的水自然就会让沉渣泛起——那场文化大革命似乎也是如此。文革时期帮派四起，武斗不断，那个百多人的工厂也被分成了两大派，两派都希望多拉一些象父亲那样优秀的人加入以壮声势。父亲却不愿意加入帮派，父亲的中立态度把两派都得罪了，这恰好给了那些红眼病患者一个可乘之机——因为爷爷的成分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足以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大做文章。父亲有过怎样的遭遇，我并不太清楚——也许是父母为了让我们姐弟俩保持一颗纯洁、美好的心灵吧，因而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述过。但我仍清楚地记得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而我和弟弟被别人骂成了地主的狗崽子，很多小伙伴因其家长的阻拦不再与我们一道玩耍。然而，金子并不会因为被人泼了一桶大粪就变成了黄泥。随着武斗被军队平息，帮派土崩瓦解，军代表进驻工厂恢复生产，尤其是在我的爷爷荣幸地成为政协委员之后，人们似乎又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对我父母的态度。父母的优秀又重新在人们的眼中闪光，笼罩在我家上空的阴云也随之逐渐消散。
没想到在许多年过去之后，硕果累累的父亲会又一次遭到别人的算计，而且这一次的后果比以往要严重得多。那是在父亲又一次“临危受命”，接管那个在别人眼里早已是一盘散沙似的烂摊子——建筑公司，经过两年忘我的，劳神费力的艰辛工作，终于把公司重新凝聚在一起，并使它开始扭亏为盈以后。本以为公司从此走上正轨并可以不断地发展下去。万万料不到，检查机关突然派了工作组进驻公司，理由是有人举报公司账目有问题，并且公司主要负责人有受贿行为——只听说过因受贿搞垮公司的，哪里有靠受贿使公司起死回生的，真是闻所未闻。可笑的是，这样荒唐的说法竟然就有人去相信。工作组经过一年多翻天覆地似的查询，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却把那个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公司给彻彻底底地查垮了。然后，整个案子就来了个不了了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父亲终于没能承受住这样残酷的打击而病倒了——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的多方治疗才终于稳定了病情。
以前，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总会为世上的“人心之难测，人心之险恶”感到困惑和不安；今天当我再一次回想到此时，心中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当一个人还不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无论他年龄几何，社会地位怎样，都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没有主见的人。这样的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就不能不成为跟风运动员——虽然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会懊悔自己当初曾为他人当过傻子，做过傻事。因此若要避免自己日后的内心自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凡事冷静观察、多思多想；凡事好凑热闹容易使自己盲目跟风随从。当然世上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没有多大能耐，却也不希望别人比自己更有本事——所谓“嫌人贫，恨人富”就是这一类人的心理最恰当的写照。这种人活在世上只为顾及自己的利益或所谓的脸面。因此，凡是他认为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利益或脸面的事，他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加以“保护”，哪怕其言行有损于社会公德，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更何况是他人的利益。
如果我们不期与这样的人相遇了，也不要看作是什么不幸的事，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算计就权当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考验。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都坚持住自己的禀性不动摇，经过如此历练之后自己必定得大于失。就象我父亲，虽然那场劫难使得他大病一场，但他并没因此而改变自己。直到退休，甚至在退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依然是那样全心全意地工作，依然是那样有求必应，认真负责地为受困企业排忧解难、出谋划策。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值得我永远敬重！永远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