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的一天，我在汉口车站南方候车室夜班值勤。一位串联学生的胸前一枚“红岩村”纪念章深深地吸引着我，久久不愿离开。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那学生把纪念章轻轻取下来，郑重地双手递给我说：“同志，你喜欢就送给你吧！”那时候，人们把纪念章看得非常珍贵，一个陌生人愿把自己喜欢的纪念章送给一个陌生人，我感激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一个礼！这才注意到，他是一个圆圆脸、大眼睛，非常帅气的学生，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戴着同样的军帽，背着一个军挂包，一看就知道是军人的孩子，我们开始了热烈的、广泛的交谈。第二天，他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知道他是重庆二中的学生，叫小军，以后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还寄来了一枚很大的纪念章，信中开头亲切地称呼我“大哥哥”，使我非常感动，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从信中知道：他父亲是重庆第二军医大学医院政委。接着向我介绍了他一路串联和重庆“文革”的情况，并热情欢迎我到重庆他家做客。对这样一个革命家庭我崇拜不已，立刻给他回了信。我告诉他：我是怎样向往重庆，向往红岩村，向往歌乐山！是怎样被“江姐”是英勇形象所感动，是怎样盼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在重庆再会！他也立刻给我回了信。他说：“你的信写得太棒啦！”“想得到就写得出”“你的信我的父母都看，他们都说我交了个好朋友！”以后我们便通信不断，谈人生，谈友谊，谈“文革”，谈未来，彼此都为有这样缘分而激动着，几乎每天都板着手指头计算着收信的日子。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斗争也相当激烈。一大批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赫赫功名的开国元勋统统被打倒了，许多优秀分子、先进模范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全国人民都喜欢的歌剧“江姐”等所有的文艺作品全都成了“大毒草”……我对这些“极左”乃至“文革”都极为不满，终于挺身而出大声呐喊，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反省。当时，除父母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和我划清了界线。想到自己这么年轻，在人生的道路上才刚刚迈步啊就“摔倒”了！从学生时代就长铭心间的警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竟成了现实，我痛苦不已。一天，看守的人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是母亲煨了一罐排骨汤来看我。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流泪……回到我隔离的房间，倒在地铺上我号啕大哭……绝望中给小军去信诉说了我的遭遇。去信后，我作了两种思想准备。他是革命的红色家庭，我现在是“反革命”，他还会和我交往吗？和我划清界线应该是他当然的选择。
父亲送来他的回信时，我的双手颤抖不止，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判决”。打开信，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大哥哥：我还是这样称呼你，你作何感想呢……”犹如处在孤岛上、四周毫无人情温暖感的我，刹时泪流滚滚！在严酷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怎样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搏斗，最后决定了一个和我同甘苦、共命运的选择啊！他真情地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何尝不是我们的心愿呢？”“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还可以爬起来……”他甚至自责：“这也怪我，我怎么就没注意你的‘观点’呢？即使我不能帮助你，我父亲可以帮助你，他经过长征，有很高的觉悟……我真混！”句句真诚、贴心的话感动得我眼泪不断地流，这是真正的朋友啊！正是人生“落难”时，他不但没有抛弃我，而且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支撑，帮助我勇敢地面对惨痛的现实，鼓励我迎接挑战，开辟人生！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经过长征、有很高的觉悟的父亲”后来也被打成“叛徒”。紧接着，他和姐姐、弟弟三人同时下乡。为怕母亲难以承受，临走前他“哪里都没有去，一直陪着父母”“走的那天执意不要父母送行……只是等到船开鸣叫、船上船下一片哭声时，才流下了忍无可忍的泪水！”“想我从此走进大山到哪年哪月……在重庆哪走过这么远的路，哪爬过这么高的山！”那时，全国中学毕业生都一锅端，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学生啊，在人生的道路上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作为心心相印的患难之交，我责无旁贷，立即给他写信，鼓励他迎接挑战，开辟人生！我说：“我们能够在共同的考验中表现出对祖国、对人民是多么地忠诚！对未来是多么地向往！”“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小军马上回信说：“读了大哥哥的信，我第一次感到友谊的力量！”“可是大哥哥，你还记得叹息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警言吗？如今，我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父亲一生征战何止八千里路，出生入死岂是三十功名……”
以后，我被“发配”到鄂北、鄂西等地劳动，开始我人生“跋涉的开端”。我和小军书信不断，互相鼓舞、互相支撑，走过那非常难熬的岁月。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军的父亲终于平反，我也“归队”了。后来，小军招工到了一个“打通”煤矿，通过努力，他又上了“工农兵大学”……可在频繁变化中，我们失去了联系。
10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强烈地感受到患难朋友小军的可贵！对他强烈的思念使我决心找到他。1994年，我几次向他曾经读过的“四川矿业学院”以及工作过的“四川打通指挥部”去信查询，没有消息。后来我又多次请出乘重庆的乘警通过当地站警了解也没有消息。接着我又分别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军医大学和“重庆新桥医院”去了无数次信，都没有任何音讯。最后，我决定亲自到重庆去查，不找到小军我是决不罢休的！
1995年11月16日
晚，我在武昌乘上了开重庆的列车，第二天白天赶到沙坪坝。当找到“解放军医院”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小军曾经生活、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啊！感到非常亲切！打听过几个人，可都没有认识“小军”的。后来我想，只能在老年人中间打听才有可能知道，果然就是这样，一个极热心的老人说：“你算问对了！这里再没有人认识小军的了！他在沙坪坝公安局……”我快步如飞赶到那里，经人指点来到小军家门口，按响了门铃。
“哪个？”里面一口重庆话问。我连忙用普通话问：“小军局长在吗？”门开了，没想到小军一声普通话喊：“大哥！”已近30年哪！我们都从一个少年、青年走到了中年、老年，他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竟从“猫眼”里就一眼认出了我，可见我们的友谊是多么的真诚，多么的深厚……我们一口气热烈地谈了几个小时，当我问他怎么想到当警察时，他说“受你的影响！”是友谊的分量……
友情是人生重要支撑。在那个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年代，有许多像小军那样的朋友，如郑生，焰良……在惊涛骇浪的艰难岁月支撑着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