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也许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张爱玲如是说。
我一直觉得张爱玲像一团教人匪夷所思的谜，她扑朔迷离、近乎传奇的一生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文学爱好者对其产生好感，然而尽管如此，单对她的这句话我却无法苟同。
《红楼梦》之所以名垂青史，“官方”以为乃是其中渗透着竭力抵抗黑暗之封建帝制的民主启蒙思想。此自不必赘言，而作为小说本身，它的成功之处同样俯仰即是。
曹公在作品的开篇赋予了较为强烈的神话色彩：一个自称是“浊物”的公子（就是宝玉的前身）跪拜在仙游于美轮美奂的太虚境周围的一僧一道跟前，一番肝肠肺腑乞求能助其下降人间过上一段心驰神往的日子。这不但沿袭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的神话文明，而且还巧妙地设置出了《红楼梦》这么一个貌似梦魇一般但却妥帖非常的文学大标题。
作品中该有三条线索。“爱情”这一主题在小说里一直炙手可热，《红楼梦》三大线索中爱情就居其二：一是宝玉与黛玉，一是宝玉与宝钗。
黛玉仿佛是一个美的化身，十三岁来到贾府之时便早已出落得温风扶柳一般婀娜多姿、亭亭玉立，集机智、敏锐、得体、大方等于一身，且才华横溢，而更具有杀伤力的是她柔弱多疾的身子，偏又极爱哭，试问这如何不会让能够“呼风唤雨”的宝玉心生怜爱？宝玉初见黛玉时就说这妹妹原是见过的，好似他心中本就塑了这么一位女子，黛玉放进去则正好合适。作者是极其高明的，现实生活中的黛玉又常常会感到孤苦：不似三春（迎春、探春、惜春）一般终日可以与家人团聚、喜气一堂；不如宝钗有父母兄弟可相互依靠；更没有宝玉这样受人千万般的疼爱；从而每每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凄凉感——这就是黛玉另一种活脱的人的形象。“黛玉”飘忽于天上人间才让宝玉如痴如醉、不能自拔：黛玉既是他胸前的朱砂痣又是他床前的明月光。
无独有偶，宝钗也同样敏锐、机智、貌美如花且善解人意、才华出众。可宝玉为何视而不见，独对黛玉念念不忘呢？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通病：身边的往往不会去注意，反倒是够不着的总是美的。当然这里边也许还隐翳着作者愿独取己爱而不屑于去盘结豪强势力的高尚情怀。
欣赏了“镜中花、水中月”的尽善尽美，我们再来品品《红楼梦》中的家长里短。可以毫无忌讳的说：小说的伟大就在于它能够大刀阔斧的将日常的琐碎拼凑得完美无缺。
王熙凤，一个精明干练、泼辣凶残、世故圆滑的形象。她游刃有余的穿梭在贾府上下（对上曲意逢迎，插科打诨；对下则令行禁止，颐指气使），但却左右不了丈夫贾琏在外寻花问柳、甚至迎娶尤二姐，与凤姐“分庭抗礼”。——仔细忖之，凤姐的荣辱像极了贾府的浮沉。
单纯无暇的三春最后也都远离了大观园，各安天命。得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城门失火殃池鱼，无辜的三春的命运所向极力的点缀了贾府的颓唐之势。
妙玉一直以“槛外人”自居，这该是作者安插在主人公宝玉身边的一面旗子，仿佛能时刻提醒、引领他，再不过就是望断红尘。而宝玉的前身在太虚境也终一语成谶：宝玉博取功名之后还真出家做了和尚。
十二钗余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让我惊讶的是袭人与晴雯的境遇竟如此的类似于宝钗与黛玉。画家抑或是摄影师有时也执着于物与影的那种互衬的效果，不知道曹雪芹是否也谙熟此道。
刘姥姥与北静王显然是贾府里的“救神”。北静王与主人公宝玉似乎私交深厚且戏剧性的及时携带圣旨出现在西府被抄家之时；刘姥姥则是以一个十足的乡下人的形象三进贾府，前两次所为钱财，第三次则摇身一变，成了救命稻草。
让我震惊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涵盖有医学、建筑、园林、花卉、烹调、民俗、财物、服饰、俚语、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等等一系列的渊博的知识，窃以为正是缘于这些，才使得这个作品高深莫测、万古流芳。
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中还比较清晰的呈现出了贾府得以生存的经济进项或者说经济来源，很多小说都习惯于竭尽全力的去回顾或表现主题，偶也有背景的渲染，但多是政治经济战争等这些宏观方面的笔触，不像《红楼梦》这般把大背景与具体收入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
方才说到不赞同张爱玲女士关于《红楼梦》未完的观点，是的，高鹗所续可谓滴水不漏。从西府被抄、贾家渐趋颓败到最后宝玉高中、出家，这整个过程与宝玉之前身在太虚境与僧道二人的对话完全吻合。
《红楼梦》的结尾可以说是喜剧的（宝玉的高中、被抄家产如数奉还、贾家应有的官阶如旧等），这几近迎合了古往今来所有读者的一贯口味，且为后来的小说的结局奠定了一个大致的思路。
一言蔽之：我以高鹗的结尾为然，并且永远爱戴《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