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记得在文革期间，７０年的秋季，生产队长派我到公社搞扩建工程。在那个年代，队长派我去外做工主要有一定的照顾原因：出外做一天工，生产队可补一斤米，工分则会是满分。当时村里的同龄人特羡慕我。（在此特向长眠地下几十年的好队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公社的两年中，我利用劳动之余，认真看书、学习，并用邻家孩子送给我的一个笔记本异想天开的写起了“难忘的岁月”。只有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一片天地。
两年后，我从公社回来，想把当时还没有写完的“难忘的岁月”继续写下去。由于当时的条件和社会因素的限制，终于放弃。近年来，积在我心中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那些回忆再次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今日终于鼓足勇气，再续前情。由于文化知识的有限，加之多年不闻笔墨，写得不当之处，敬请原谅！
我之所以想写下我在文革时期的经历，并是说谁之过错。我写下这些主要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牢记教训，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所走过的坎坷的路、、、
难忘的岁月
一
我出生在一个有名的村子里。从正门进村，就会走上一条由大理石铺成的三十九级台阶，台阶的起端有一块巨大的碑，刻有碑文。（只可惜在后来的几次修路中碑被毁了。）沿着台阶拾阶而上，即是一个约有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用石灰铺成的大禾坪，他是左右前后方全部是用巨大是石灰石砌成，约有十来米高的石墙，非常宏伟壮观。据说这个坪是建于父亲的爷爷那代，从建成到如今，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不小心从上面摔下，都会无伤且不痛，所以远近闻名。村子里有四十多户人家，二百来口人，每个朝代都出过一些名人。村子的后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据说有的大树两人都合抱不来。可惜的是在后来大炼钢铁的年代全被砍掉，作为炼钢的燃料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
大约在三或四岁吧，那时个生产队都有食堂、幼儿园。妈妈帮我整理好衣物、被子，把我送到幼儿园。园里的老师多数是干部亲属。当时的黄书记夫人就在那幼儿园做园长，他的儿子也在那个幼儿园。黄书记经常来看他的儿子和夫人，总是骑一头金黄色的马。马的脚底钉有铁板，走路时的叮当响声清脆悦耳。那时我的个子特别矮小。到晚上大家全都挤到我的床上，一天不知谁尿床，把我的床单和被子全尿湿了。妈妈知道了，找园长交代了几句，把床单和被子全抱回家洗好晾干，又送回来。在幼儿园的日子就象猴子关在铁笼子里－－幼儿园的周围用木栏围了起来。有时我们也会从后门翻越栏杆偷偷地跑回家。每次都会被妈妈大骂一顿，然后把我送回去。
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全村的男女劳力每天都得出工；不管刮风下雪，晚上还得加班到深夜。听大人们讲，有一个大年三十，他们还破冰修渠，全都光着脚丫。脚被冰块刺破，鲜血直流。晚上则点着火把去挖垦荒山；有锄头断了把的，举着把继续佯挖；有的人去小便，一蹲下去就睡着了，周围的动静全然不知，待到收工时，家人或邻居从柴草堆里找回。现在想起来还真可笑。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六、七岁了吧，妈妈又先后生下了弟弟和妹妹，爸爸当时在一家医院当医生。当时上学的有我、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们兄妹四人放学后则跑到食堂吃饭。父亲有时回家来看看我们，并带回来一些好吃的糖果和饼干。其实我童年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最让兄弟姐妹羡慕的：在学校，从一年级到我学生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也一直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张。我如今还清晰地记得她慈祥的面容。每次上语文课时，她带读两遍就让我领读。因为她知道我在还没有教这篇课文的前一天，就已经自学了。在我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几年后，一个本村的叔叔在她的家乡见到她时，由于受到文革的牵连，四十岁不到的她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她打听了我的情况，还托那位叔叔送给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兄弟姐妹渐渐长大，父亲又买了一间房子。于是全家人搬到了比以前大一倍的房子，房子正面的墙上贴满了我几年来的奖状，我的心里美滋滋的。父母亲和邻居经常夸我将来准是一名教师或是作家，而我的心里和梦里也暗暗将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作为自己的理想。
二
好梦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受到阻断，终于难以圆梦。村子和学校的墙上、树上都贴满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孔老二！”等标语。几天后，一群红小兵在校长的指领下，揪住张老师的头发，大骂她是“孔老二”的孝子孝孙。学校整天揪斗、检举、揭发，我们每天只学语录。一些调皮的学生成了红小兵骨干，整天举手臂、喊口号：斗挎斗臭“孔老二”！一个星期后，一群红小兵押着约有几十个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牌板子，游行到学校操场站定。
让我惊呆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竟然就站在他们中间！他微微抬着头，看到我后马上低下了头。当时我真是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当天，校长告诉我以后我不要再去上学了。妈妈知道后，赶忙找到校长，说：“他还是个孩子，小学还没毕业，怎么就不让他上学了呢？”校长扬起眼，不紧不慢地说：“谁要他是反革命的后代呢？”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父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被红卫兵押着在大队的一间破房子里写检查。一天夜里，红卫兵在大队副的带领下进我家翻箱倒柜，折腾了一阵后，什么也没搜到。正准备离开时，看到父亲的一箱医书，大队副说：“这是‘流毒’，全部拿走！”又从墙上发现一小包老鼠药。第二天，大队部的院子里贴满了画报，写着我的父亲准备投毒于井里，想毒死全村人。父亲在那几天遭到了种种酷刑，逼迫他承认写检查。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由于人们忙于“革命”，那几年的农业收成大幅减产。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只得找亲戚借点米来，一天两餐稀饭度日。一天上午，父亲收工回来，看到全家人饿得实在不行，对母亲说：“我在外面赊了一些药费，看能不能要些回来。”父亲喝了两碗稀饭出门了。全家人一直等到晚上才看到父亲垂头丧气的回来了。妈妈扶他进屋，父亲倒在床上说：“人情冷暖，今非昔比了。人家看到我躲还来不及，哪能要点东西呢？”
由于饥饿，我和村里的孩子们每年春季都会翻墙进入生产队的种薯地里。明知道在埋入土中之前已浇过便水，还是偷偷地刨出几个跑到田里洗净后生吃。待到薯种发芽时，大人总是埋怨老鼠太多，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而我们则会暗自庆幸没有被发现。到了67年的冬季，生产队长派父亲去修水库。母亲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一阵心酸，就跑去找队长，说：“让我去吧。”队长同意了。母亲收拾好衣物、被子，对父亲说：“你在家看好孩子。”就挑着箩筐，流着眼泪出去了。（那时两个姐姐已经在修水库了。她们三人在修水库期间还曾受到了工地领导的表扬。)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熬到了将近春节。春节的前一天，妈妈和姐姐回来了。妈妈挑回了一担煤，她放下担子，看到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外面看邻居家榨爆米花，不时地从地上捡起撒落的爆米花往嘴里送。妈妈走上前抱了抱我们三个，看到我们脏兮兮的样子，不住的摇头；再拉起裤子一看，兄妹三人的脚后跟全都是血肉模糊---脚后跟都冻烂了。母亲拉着我们三个回家，四个人哭成一团。她伤心的说：“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春节后，妈妈找到队长另外换了人去。
我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平时还经常找村里人借回一些书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三国演义》《小城春秋》等许多中外名著我都看过。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时，母亲会说，没钱买油，不要看得太久！我就会把柴火放到炉肚里烧，然后继续看书。母亲又会说，木柴是明天用来生火做稀饭的，早点睡吧。于是我又会偷偷地跑到邻居家的窗户下借着灯光看上几个小时。在有月亮的晚上，我就坐在月亮底下，看书看得不想回家；妈妈发现后总含着泪把我拉回家。
一天晚上，我正在邻居家的窗户下看书。不知什么时候，大队副走到我的身边，问：“你爸爸呢？”我没有多想，小心地回答：“在家里。”他推开我家的门。妈妈赶忙点燃煤油灯；“他已经睡了。”妈妈小心翼翼的说，说完走到床边叫父亲起来。“你去送个通知给谢主任！”大队副说完，扔下一张纸，头也不回出了门。父亲走到我身边，瞪了我一眼，低声说：“你个孩子呀，就不会说我不在？”然后，父亲拿起一根拐杖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大约两个多小时后，父亲回来了。我已经睡在床上了，他走到我的床边。我假装睡熟了。他看了我一会，然后回到母亲的身边低声说：“他不是还欠咱家几十块钱的医药费吗？今天我没办法， 只好问他能不能给点。他下午就召开批斗大会，说我翻资本主义的老帐，晚上还来找茬。他想整死我！”我听后，知道大队副是借钱不还，还想赖帐。几十块钱，可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啊！我辗转难眠，一夜没睡。第二天出工是积肥。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他上了满满的一担土让我挑走。我弯腰用力一挑，喝！担子纹丝不动，我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旁边的一个叔叔走过来倒掉一半，骂父亲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我强咽泪水，知道父亲因为昨晚我“太傻”和他所受的委屈，把怒气撒在我身上责怪我。我在心里原谅了父亲．．．
三
熬到了68年的春季。那天生产队又在开会，由于我“没权”参加会议，就呆在家里看书。母亲看了看我，叹口气说：“日子真难过啊，明天又没盐吃了。你去后房把那些麦杆捆好，送到公社收购站去，看能换几斤盐来。”我放下书，跑到后房捆好了一捆的麦杆，再捆第二捆的时候，发现比第一捆少了一些，拆开原来的那一捆，又怕藤条断掉；猛然想到生产队牛栏楼上放者好多麦杆，于是就想何不从那抱回几斤呢。我爬上楼，放下几斤麦杆，正准备下楼，突然听到脚步声，就蹲在楼上。原来是大队副尿急到牛棚里来方便了。他看到地上的麦杆，一抬头即看到了我。“下来！”他严厉地说，那尖锐的目光吓得我不敢做声。他揪起我的衣领，连推带拉地把我带到了会堂，指着跪在地上的父亲说：“坏人的儿子还是坏人！马上写个检查！”当村民们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忙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嘛。我没有流泪，一言不发地跑回了家。
又过了一段时间，村里的一位哥哥叫我一块去扯猪草。走到学校附近，他说，摘点黄瓜叶吧，反正都已经老了。我小心地拣了黄得发枯的叶子摘了一些，可被校长发现了。他揪住我，叫那个哥哥回家，告诉我的父亲写个检查，然后来领我回去。父亲知道后，摇头叹气说，是我害了孩子啊，这世道真是暗无天日了！
到了农历六月初一这天是农村的风俗“尝新日”。妈妈想到父亲原工作的医院附近有些亲朋好友，或许能借点钱米什么东西拿回家过节，于是起了个大早。父亲还未起床，生产队开工的哨声已经响了。妈妈说，今天早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你就不要去出工了；我到外面去借点钱买些肉回来。说完转身就出了门。这时村里的“财爷”走到我家的窗下，大叫“郑生，出工了！”父亲洗漱完毕，喝了一碗水，拿起雨具和一根拐杖出了门。父亲刚走到村子的尽头，看到黑压压低沉沉的天空，想起了他的过去，想起了现在的日子，想起了我们不可见的将来，即刻转身返回，走到了离村子两公里外的水库，投水自尽了。当时，狂风大作，乌云滚滚，暴雨倾盆而下，好象老天爷也为父亲喊冤诉不平！妈妈回来时带回了一块猪肉，见我们兄妹都在，惟独不见了父亲。到“财爷”家一问，才知道父亲根本就没有上工。于是我们大家分头寻找父亲，天黑时，大姐在水库的大坝上看到了父亲留下的雨具，雨具下面留着父亲简短的遗言：老天爷啊，睁开眼吧！为我伸冤啊！此时天色已黑，暴雨更是下个不停，我们兄妹和乡亲强忍悲痛把母亲拉回。
四
第二天，妈妈叫我去找在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学任教的三叔。等到我和三叔赶回来时已近中午。乡亲们已经从水库捞起了父亲的遗体，并掩埋在水库边上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没能看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离开后的半年里，由于家庭的贫困，两个姐姐先后过早地嫁人；我也必须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只要有时间，我就拿起书坐在外面柴堆上看。虽然一天只有两餐稀饭，却没有感到饥饿。到了秋季，学校也开学了；和我同龄的孩子免试上了中学。我知道后，找到了当时在学校任教的园叔，叫他帮忙让上学读书。他答应了，并写了一张纸条，叫我明天到学校报名。我高兴地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我以为妈妈没有听清楚，又大声地说：“妈！我可以读书了！老师都答应了！”妈妈看着我高兴的样子，低声说：“哪来的钱给你上学呐；况且你已经能劳动了，靠我能养活你们兄妹几个吗？”“我才十三岁呀！妈！人家都去上学了呀！”我用哀求的眼神望着妈妈。她不再说话，流着泪上工去了。我又不死心，想到几公里外的大姐；于是我跑到大姐家，向大姐要钱说要读书。可大姐家也受到文革的连累，家中一盆如洗。她留我吃完了饭，叫我回家不要让妈妈为难伤心了。回到家中已是傍晚时分，妈妈刚收工回来，看到我就问我有没有上工；我没有吱声，强咽泪水走上楼想去看书。可打开木箱一看，一本书也没有了。我即刻跑下楼，走到妈妈身边，低声问：“妈，我的书呢？我全是借人家的呀！”妈没有回头，说：“明天家里没有盐做菜了，我把它卖了。书能当饭吃吗？”我听后，感觉心碎了，梦破了！从来没有大声哭过的我此刻号啕大哭。“妈，你把书还给我好吗？我不去上学了，以后认真上工！”妈妈看到我悲伤的样子，说：“中午我卖给村里收破烂的叔叔了。我去看看还在不在。”我跟着妈妈来到那叔叔家，他正在吃饭。我忙说：“叔，你把书还给我，多少钱？我以后一定还你！”他说：“书已经卖给公社收购站了。你看，现在天都黑了，明天我帮你去看看还在不在，帮你要回来。”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全都是安慰我的话了。妈妈拉着我回到家，哭着对我说：“妈以后再也不卖你的书了！”看到妈妈过早出现的皱纹和白发，心里产生了对母亲从未有过的愧疚感，于是我不再哭了，对妈妈说：“妈，我不上学了，明天我就去上工。”
从此，我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立志改变生产队的落后状况，并牢记一句铭言：我是一颗种子，不管撒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由于我的勤奋好学、劳动积极，我曾在生产队先后担任过记工员、植保员、青年突击队长等职，在全大队举行的一次劳动技能比赛中被评为生产能手。
此后，生产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后记
四人帮垮台后,父亲终于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给父亲的昭雪书中,我看到了父亲的历史：
1918年生；
1936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在国民党某部当医生；
1942年,在一次和日军作战的突围中负伤，在后方医院疗伤至47年复员；
回家后，在家乡办了一家医院；
全国解放后，父亲的医院公私合营，即在医院任院长至文革初期。
多少年过去了，留在我心中那难忘的岁月也渐渐淡化，离我越来越远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看到我的孩子幸福地生活学习，真的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