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下经三十九卦，为蹇卦，上坎下艮。坎，山也;艮，水也，卦象为山上有水，因而山石嶙峋，水流曲折，有山高水险之象，比喻行路艰难，故谓之‘蹇’。蹇卦下是解卦，合起来就是说：先遇难，后解脱。经文中又说‘利西南’……”北京大学的徐同学拨弄着眼前的木头棍，一本正经解释着。坐在他对面的人凝神屏气地听着，并不时点头，直呼“算得准”。
被算的人是徐同学的朋友，准备在今年报考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听说徐同学对《周易》颇有研究，便硬磨着要算上一卦。他说：“《周易》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很神秘，不是简单的迷信，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占卜之术与青少年的亲密接触由来已久。徐同学告诉笔者，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上就很流行一种用数字算姻缘的占卜。同学们相互之间都已经算遍了，班上比较引人注目的人会被算得更多些。这场全班性的占卜活动被班主任取消后不久，同学之间又流行起一种用扑克牌算命的新方法。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占卜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穷，兼容中西，各种提供算命服务的收费网站生意盎然。
在笔者随机调查的50名大中小学生中，有90%的人表示曾经进行过占卜。虽然没有任何人在笔者面前承认非常相信算命结果，但是却有7位都委婉地表示“有其合理性”、“有时会很准”。另外38人则表示，所有占卜都只是一种娱乐，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一下时间。北京市杨庄中学的申情说：“占卜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围拢在一起，气氛很好。我们对于结果倒不太放在心上，常常是说过就忘了。”
科普专家：用科学滤掉糟粕
算得准的背后是什么？“大师”徐同学告诉笔者，由于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小棒，根本无法按照合理程序来推演。但是凭着对朋友的了解，他主观地选取了蹇挂，后来的程序只是装装样子。
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指出，对于占卜一类在校园的流行，一方面是外来落后文化的影响。比如星座，就是古代欧洲占星术的翻版。那时，天文学还没有发展起来，迷信与科学混杂着，产生了占星术。占星术对于星座运行规律的观察为现代天文学所继承，一些“宿命论”的思想也遗留下来，成为星座命理。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继承，譬如《周易》。
王渝生说，随着科学的日渐普及，迷信为了获得发展，日渐与科学混杂起来。掌纹学、皮肤纹理学、星相学，这些都是科学，有统计学依据，但仅仅体现了先天遗传的性格和体质。迷信虽然披着科学的外衣，却是十足的主观判断，还将微乎其微的“先天遗传”扩大到不可逆转的“命中注定”，是非常可笑的。朱元璋即位以后，曾将与自己生辰八字相同的人召集起来。这些人有的当官，有的耕田，有的还是乞丐，于是朱元璋哈哈一笑，再不相信什么生辰八字了。
王渝生认为，占卜之术的流行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搞着好玩的，与过年往门上贴倒“福”一样，原本无可厚非。但是青少年是一个求知欲强、好奇好问的群体，如果不能正确给予引导，就容易陷入“宿命论”的歧途。因此，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意义重大。
社会心理专家：它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的曹瀛说，对占卜之类的东西，本质上是不信的，但是偶尔和一些事情牵扯起来，还是会用星座来解释。中国政法大学的石进也说，算命的本身带来一种安慰，结果反而不重要。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的专家俞国良认为，占卜一类在校园内长期流行，被大面积的学生所接受，反映的是一个存在于青少年中的、广泛的社会心理问题，他把它归结为：从众、暗示、感染、模仿。
俞国良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孩子往往表现出求知欲强、情感波动性大、心理承受力弱等特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体系尚未完善，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未来。他们一面保留着理想化的人生构想，一面却又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难以把握的虚无之感。同时，社会和家庭对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一方面，德育工作尚未从“虚、空、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成绩成为对青少年的唯一评价标准，让孩子们在学习之外难以找到别的寄托。这些都使青少年在面对心理危机时变得更加无助。
这时，占卜在科学的掩护下，伴随着追星、时尚而来，就很容易地侵入了青少年的生活。“宿命论”的魅力就在于，能让青少年轻而易举地将失败归咎于“命”，使之能够心安理得地逃避责任。俞国良认为，占卜流行，折射出青少年的心理困惑。在校园和迷信间筑起一道金汤城池，不仅需要科普工作者的努力，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说，需要社会和家庭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情感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