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看过一本书了吗？是不是每天都在拼命的赶时间。不要再让你的生活在快进了。你也是需要休息的。
“慢生活” 我们可以活得更自在
距离你上次和家人一起去郊游是多长时间，一天、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是不是为了节省时间，每天吃着不合胃口的“早餐”;是不是晚上一回家就打开电视，来缓解一天的疲劳;是不是拿起一本书匆匆地翻一下目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章节，粗略地读了两句便算是看完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像是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从早到晚没有一分钟停下来，可忙碌了一天的你却始终回忆不起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不是永动机，我们需要休息，让我们把脚步慢下来。
自从标准化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家庭式手工作坊后，这种“工业文明”就从生产方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了。人类也被“标准化生产”，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工作日，大家都在做着流水线的工作。这种循环的工作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提高了生产效率。现代社会的评价标准似乎也发生了扭曲，高效率成为成功的代名词。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先生用极端的措辞清楚地指出：“我们正从一个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步入一个快鱼吃慢鱼的世界。”
为了做饭方便，微波炉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追求的不再是美味而是快捷。以肯德基、麦当劳为首的fastfood也充斥在我们的视野里，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似乎成了一种劳逸结合。电子邮件代替了书信，再也不用为斟词酌句而大伤脑筋，网上有大量的模板供你参考;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字不够整洁，用办公室软件一调整，隶书、宋体任你选择，然后轻轻一点击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没落下。为了节省花在路上的时间，交通工具也越来越便捷，飞机似乎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了，高铁、动车都登上了“快速”的舞台，车速快得让我们已无法看看窗外的美景了，似乎我们也无心去观察道边的田野换上了怎样的颜色。
如果说上面的发明尚可以理解成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英语十五天速成班”、“十五天保证你写得一手好字”、“速读”、“速记”、“天才儿童速成法”等奇怪、可笑的字眼闯进我们的生活里时，我们不该去反思一下吗？这些原本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短时间内被完成后它的效果会怎样。我们活得很匆忙，而这种匆忙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肤浅，而且让我们变得缺乏耐心。
当我们匆匆忙忙的时候，就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只对那些徒有外表的东西而感兴趣。英国心理学家盖伊·克莱斯通认为，“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迅速、省时及效率最大化的内在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与时俱增。”
工作中为了保证高效率所以我们长时间处于一种精神高度紧张，匆忙的状态。这样会使人们效率低下，工作中易出差错，心情不悦，身体不佳。医院诊所人满为患，人们患有因压力所致的各种疾病，如失眠、偏头痛、高血压、哮喘、肠胃病等。日语中有一个词是“过劳死”，意思是因工作劳累过度致死。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感叹我怎么如此悲惨，每天辛苦地工作，可是最终却丢失了自己还赔上了健康。其实早在19世纪就有人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抵制加速的压力。都市一族到乡村寻求避难和恢复，画家诗人及作家寻找保存在机器时代的缓慢的美学。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倡导“慢速运动”，所谓的“慢速运动”并没有很深奥很复杂，我们也可以参与进来。
下班后不要顺手打开电视、电脑，让我们翻开那些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了年头的书籍，抵制现代人读书从头至尾快速翻阅的冲动，细细品味书中的幽默和即兴发挥的描写，然后花同样长的时间将读后感写入日记，这样你才算是真正读完一本书。波兰裔美国作家塞西莉亚·霍华德把阅读和锻炼画等号，她说道：“我的座右铭是，任何真正值得阅读的作品都值得细细品味。把它想象为超慢练习的精神等价物，如果你真的想拥有强健的肌肉，就要把运动节奏放得尽可能的缓慢;如果你想奋力锻炼，就要慢一点，几乎要停下来一样。”
除了阅读之外园艺也是个放慢生活脚步的不错的选择。每当除草或修剪的时候，人的头脑反应会变得敏捷，有创意的想法也会随之产生，之后做事会感觉到更心平气和、精力集中。现在的我们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及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像阅读和园艺这样节奏缓慢的消遣。
我们甚至可以从更小的事开始做起，拒绝超市冰柜里的速冻食品，回家后拿起食谱开发一道新菜与家人一起分享。饭后放些舒缓的音乐关掉卧室的主灯，静静地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冲一壶热茶同家人聊聊天，或是一起翻翻旧照片。
其实生活的一切你都可以掌握，正如慢餐运动的创始者卡罗·贝特里尼说道：“如果你总是慢，你就很傻——那根本不是我们的宗旨所在。放缓节奏意味着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你决定自己在任何情形下的节奏。如果今天我想快，就快;如果明天想慢，就慢。我们力争的是决定自己工作生活节奏的权力。”让我们一起放慢生活的脚步去享受美好的人生吧！
从终极意义上来讲，人生本无意义，但要想使人生活得快乐、幸福、成功，还必须给生命赋予意义。故刘墉说：“生命本无意义，全在自己赋予。”事实证明，那些活得平庸的人，那些活得无聊的人，那些悲观厌世的人等，就是失去了生命意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找到生命意义的人。
没有生命意义的人，不但无聊、无奈、无趣、无志、而且会经常生病。因为一个人越是空虚、寂寞、闲散时，就越容易忧虑、焦虑、悔恨、嫉妒……
换言之，生命的意义就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寄托，就是人生的一种目标使命。犹如螺旋桨若不高速旋转，目标就不会始终如一，甚至还可能离开航线而坠毁！
换言之，当你找到生命意义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充实、快乐、幸福，并能尽快成功。弗南克指出，快乐并不像你可获得一份工作或一个妻子一样可以直接得到，反而它是一种副产品，是源自于你对目标(这些目标能赋予你的生命有终极意义、目的与方向)成功的奋斗而产生的。
生命意义的探寻，犹如车、船、飞机找到了目标或航线，否则就无法抵达其目的地，或者永远也无法靠岸，而中途颠覆或坠毁。
当你找到生命的意义时，你就会产生崇高的使命感;你就会负起人生的责任，并矢志不渝地去完成它。战场上的英雄之所以身受多处重伤仍能一往无前地冲锋陷阵，就是他们心中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激励他们，使其迸发出生命的无限潜能！
很多党的好干部(如焦裕禄等)，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身患重病而继续坚持工作。大家一定记得敬爱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的杰出奉献精神，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超负荷地带着癌痛工作，如果没有强烈的人生使命和对国家、对党的赤胆忠心，能够承受得住吗？由此不难看出，任何顽疾重病，都害怕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意志，以及不屈不挠的人生信仰……
不是因为事情难而你不去做，而是因为不做事情才难。换言之，不是因为病重使人早亡，而是因为你的恐惧焦虑才使病情加重，乃至早亡！不论你现在是否有病，“生命意义疗法”都是你健康、快乐、成功的有力“支点”！
“意义治疗学”的创立
创造“意义治疗学”的维也纳心理学家弗南克，用其经历或感悟向世人披露并倡导人们对人生生命意义的追寻，他的畅销书《活出意义来》对世界影响很大、很远。
弗南克生于1905年，受教育于维也纳大学，他同时获得哲学博士及医学学士的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是一位精神治疗医师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当希特勒的军队入侵奥地利后，弗南克知道自己身为一名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为自己及新婚不到1年的妻子取得了前往美国的护照，但他却无法为年老的双亲及弟妹们申请到签证，为了这个原因他决定让自己也留在维也纳。
不久，他和家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并且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不允许呆在同一营中。一直到大战结束之前，他始终都无法知道父母、妻子及弟妹们的生死下落。待他知道时，他们已经都死了！
弗南克再度回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后，他开始将“意义治疗学”付诸于系统化的程序，虽然这些概念早在大战前就已在他心头萌芽，但若非他在集中营那3年九死一生的非人生活体验，是很难臻于成熟的。集中营的生活使他体验到，一个人若在最艰苦、难熬的生活环境中活下来，他必须怀抱着一份站立不倒的信念——生命始终存有一份意义与一个目的，每个人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都有一份工作(生命的课业)要去从事。
弗南克就是凭着强烈的“生命意义”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要找到生存的理由，为自己的生命寻找到一个“为什么”，一个值得为之生存的理由……
近年来，倡导“生命意义疗法”的郑玉琰先生，1994年到日本讲学时，森田医院对待癌症患者的特殊疗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这家医院在注重其他疗法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将患者错位的注意力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他们让患者领略美妙的音乐，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探索生命的意义;建立人生的寄托……使他们从恐惧、忧虑、悲观、乃至绝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向你倾诉他们内心的隐秘、家庭、事业等等。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带领他们攀登阿尔卑斯山。他们历经艰辛，终到顶峰，眺望远山，仰视苍鹰，都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这些人后来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顽强地活下来了。
这种“生命意义疗法”，让患者脱离了病床，远离了化疗、放疗等其他药物疗法，却调动了患者的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积极的意义渴求，从而使“脑内吗啡”增加，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力，进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从依赖中解脱
要想认识和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需要极大的热情及毅力，不只是身体或智识的能量，而是一种不依赖任何动机，心理的刺激或药物的能量。如果我们依赖任何刺激品，心智都会因而麻木和钝化。也许有些迷幻药能帮助我们暂时看清楚一些事情，但是很快的我们就会回到原状，于是就更加依赖药物而不可自拔。因此，任何外在的刺激不论是来自教会，酒精，迷幻药或是书籍言论，都能使人产生依赖心，阻碍我们亲自看清真相，也剥夺了我们的生命力。
不幸的是，我们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所依赖。我们为什么会依赖？我们为什么想要依赖外物？我们既然共同踏上了这个心灵之旅，就不要寄望我来告诉你依赖的原因。如我我们能共同探索，我们双方都能认清楚真相，那成果就是你自己的，正因为它是你的，所以必然带给你无限的活力。
我发觉我自己正在依赖某些东西，譬如说，听众，是他们鼓励了我。我常由听众或一大群人身上获得能量，因此我变得依赖那群听众，不论他们赞同或反对我的意见。他们越反对就越给我生命力，如果他们一味附合反而空虚肤浅。于是我发现我需要听众，公开演说是非常刺激的事。那么，回到老问题上，为什么我会依赖？只因为我内在肤浅而空虚，我还没有在内心里找到那圆满，丰富，变化无穷而又活生生的源头，因此我向外寻求，形成依赖，这是我为自己找出的原因。
原因找到以后，就能使我从依赖中解脱吗？找到原因只是知性上的了解，显然它无法使我解脱。知性所接受的某种观念，或情绪上所默认的某种意识形态，是无法使我们从那富于刺激力的东西中挣脱出来的，只有识破刺激与依赖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真实体验到这种依赖只会使心智变的愚蠢而迟钝，心智才可能由依赖中解脱。也只有看到整个真相，才有自由可言。
因此我必需探究到整个真相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从某一种观念，或某种使我念念不忘的经验，或是某种我所累积的知识，也就是我的背景，所谓的“我”这些角度来看生命时，我是无法看到它的全貌的。纵使我已经从智性，言语和分析中发觉了依赖的原因，思想所调查出来的结果仍然是局部性的破碎资料而已，因此，只有当思想不扠手干预时，我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于是我终于看见了我依赖的真相，我不加好恶的正视它，既不想去除它，也无意从中解脱，只是观察而已。唯有这种观察才能看到真相，当心智看到全貌时，自由就来到了。我同时也发现，这种支离破碎的思想过程，大量耗费了我的生命力。我已经找到这种消耗的来源。
克里希那穆提《从已知中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