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相伴我们人类左右的敌人不是火山、不是地震、也不是战争，而是那些肉眼都看不到的微生物。
从杀死中世界的黑死病，到灭绝阿兹特克帝国的天花，从横扫欧亚的大霍乱，到席卷了欧美的西班牙流感，每一次重大瘟疫的流行开来，与之相伴的必然是恐慌和混乱。
从古希腊到玛雅，从拜占庭到印加，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美洲，从中世纪到蒸汽时代，从电力时代到电子时代，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停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一直没有停息。
有些人认为对抗传染病、防疫方面西方医学有独到之处，而中医对这些则束手无策。其实不然。
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所在，自西汉到清末，我国共经历了321次大型瘟疫，从天花到鼠疫，从流感到肺炎，从来没有出现过欧美那般一次性上千万人死亡的惨状。我国的传统医学在治疗瘟疫方面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古老的传统医学中，瘟疫又被成为疫疠、天行。古代的医家们早早的就发现了瘟疫的流行性，早在甲骨文的《卜辞》中便有“疾年”的记载，并且早在西汉时期，就提出了隔离、消杀、焚烧和接种疫苗的治疗策略，早在东晋时期葛洪便发现了免疫疗法。到了明朝，给小儿种痘已经成为对抗天花的主要预防手段。相对来看，欧洲直到中世纪还在使用徒劳无功的放血疗法，直到19世纪巴斯德横空出世，才出现了。
在古代的医家中，有四位杰出的医师对传染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中，撰就了我国第一部论述急性流行病专著—《瘟疫论》的吴又可先生，堪称“治温证千古第一人”。他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从另一个角度对瘟疫的性质、特征、传染途径、流行过程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的治疗理论一直被后世推崇，被推广应用到多次防疫斗争中。非典时期，他的成方“达原饮”作为卫生部推荐中药方，在各大药店中熬煮，他对流行感冒的辩证和用药也是现代光谱抗病毒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的重要支撑。
本期《大师芳华》，土鳖君就推出此番外篇，给诸位看官介绍一下，这位明末清初的防疫先锋，带大家简单地了解一下，中医抗击流行病的独到之处。
吴有性，字又可，生辰不详，卒于1651年，江苏吴县洞庭人（现苏州东山岛）。据《清史稿》推断，他大部分的生活轨迹和行医生涯是在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
不得不说，明代确实是个饱受折磨的王朝，刀兵不断、皇帝昏庸、宦官干政、特务横行还瘟疫不断，据史学家邓拓的考证，自大明建立到清军入关，短短的270年总共发生了大大小小64场瘟疫，平均4年多就发生一次。
最为惨烈的是明末清初，受小冰期的影响，此时的大明王朝饱受旱灾困扰，大部分疆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旱期，据说中原大地连续干旱7年，23个行省严重缺水，受旱面积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五百年来前所未有。随着干旱的持续，几乎颗粒的黄土高原居民们将荒野中的旱獭等鼠科动物搬上餐桌，跟着鼠肉一起入口的便是潜伏在他们身上的病原体。鼠疫在山西雁北地区率先爆发。
此时，北面的满清和西面的闯贼也在反复的折腾，中原大地上狼突鼠窜的流寇、兵勇和流民们，将疫情扩散到整个中原地区，悄无声息的收割着生命。
这场鼠疫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达到高潮，其流行烈度之高，传染性之强，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甚至出现了十室九病、阖家不起的惨淡场景。
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愚昧的认为这场瘟疫是老天爷对子民的责罚，仍以祈禳对抗疾病。每当疫瘟疫来临之时，皇帝老儿会先下个 “罪己诏”，向老天爷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传旨让各级官员反省自己的错误。一系列反省之后，便派专使到皇家寺庙中祈祷，祈求老天爷赶快结束疫情，让患者早日康复。而百姓们则举行各种驱鬼、祭祀等活动，找点喝井水、插柳条、和屠苏酒等土办法来对抗疫情。
而彼时，医家对传染病的治疗手段也是不多，基本都是墨守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办法，对治疗一般伤寒的成方加减使用，临床效果并不怎么明显。
但凡大疫，必有精诚大医济世，东汉末期的瘟疫有医圣张仲景挺身而出，清早期的猩红热疫情有中医温病学家叶天士挺身而出，清晚期东北鼠疫有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伍连德挺身而出，非典时期有钟南山院士挺身而出。
此次瘟疫的主角便是吴又可，吴先生。
此时的吴又可，已经是年过不惑，他既是一位医道纯熟的大夫，还是一位宅心仁厚的村长，看着周围的父老们被瘟疫折磨的惨状，他也坐不住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背起医箱，深入疫区，投入了与瘟疫角斗的战场中去。在江苏、浙江、山东多地，辗转行医问诊。
但是在四处游方一番之后，他发现一直恪守的传统治疗手段在这场空前大瘟疫面前已是基本失灵。此次疫病的传播途径和致病机理与伤寒论描述基本背离。
如果想战胜疫情，就不能再坚持原来的诊疗框架，亟需重新建立新的诊疗理论，推出新的诊疗手段，不然只会贻误病情。
在一番思索之后，他决定暂且脱离疫区，回到家乡，从前面游方所掌握的病例和医论，再对疫病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寻找战胜疫情的钥匙，给后世留一本前所未有的疫病治疗指南。
闭门一年之后，吴又可撰就的我国第一部防疫专著—《瘟疫论》上下两卷横空出世，为瘟疫证治打开了新的法门。
传统医学认为，正气是组成人体的基本架构，正气系统主要由元、宗、营、卫等几种气机构成。这些个气机仿佛是我们的身体入驻各个分系统的代表，有的作用于精神系统、有的作用于消化系统、有的作用于循环系统、有的作用于免疫系统。人体之所以能健康的运行是因为身体内正气在不断地推动、温煦、防御和固摄。
之所谓天人合一，相对于正气，自然界之中也存在“风、寒、湿、暑、热、火”六种气机，这是自然界的阴阳、气候变化的产物，也是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正常情况下自然界的六气对人畜并无伤害，但如果是气候流转异常，自然中某种或多种气机便会陡然增多或减少，自然界的平衡将会打破。如果此时人体内的正气不足以抵抗自然界六气的变化，出现免疫力下降的情况，那么这六气便会变成六种邪气（六淫）进入人体之内，而导致疾病。
从《黄帝内经》开始，无论遇到什么疾病，传统医学的大夫们便一直恪守这“六气致病学说”，根据病症判断到底是什么邪气进入体内，以对症下药。
在《瘟疫论》成书之前，传统的医家对传染性疾病也提出过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等等花样迭出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林林总总没有跑出“六淫”的约束。
吴又可起初也是以“六气致病说”为指导思想，但是通过在施救过程中的反复思索和探索，他认识到，这场瘟疫的流行与“六淫”之气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一种前人并没有认识到的疫气所致，他把这种疫气称之为“戾气”或者“杂气”。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写到，杂气有物质性和实体性，广泛存在于自然界，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是杂气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这种观点与微生物已经十分接近，在显微镜发明和细菌学说诞生之前，这应该是最接近于病原体致病真相的观点。
对于杂气的物质性他提出了科学的论断，好比万物的相生相克，只要是实体化的物质，必然有与之对应生克之物，只要努力找到与其相克的药物，断绝其生发的条件，就一定可以在与瘟疫的角斗中胜出。
对于杂气的传播途径，吴又可首次提出了，呼吸道传播的路径和潜伏期的理论，并第一次提出了“传染”这个专业名词，并倡导用布巾遮住口鼻，物理阻隔传染。他认为，当杂气经口鼻进入体内之后，并不是立刻进入脏器和经络，而是在潜伏在半表半里之间的膜原之中，它们根据人体免疫系统的强弱和药物的作用选择作用点，如果正气强大，它们会跑到浅表，出现轻症，如果正气羸弱，它们便会深入内里，出现重症，症状的轻重还与进入体内杂气的数量有关。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十分吻合。
吴又可还认为，疫气之所谓称之为“杂”，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品种，而每一个品种则对应一种疾病，有的杂气专入肺腑，而有的杂气则专入经络，还有的杂气就专入皮肤，不同的气对应的症状也不尽相同，能感染人和动物的杂气也不一定相同，这与现代医学中病原体的靶向性和特异性也不谋而合。
吴又可指出杂气是“常变”的，在《瘟疫论》中，吴又可将某些特殊情况导致的症状变化，称之为“局外之变”，在治疗时要根据症状掌握其变化，对应变化施以不同的方药和疗法，这与现代医学中病原体的变异性也相当一致。
按照现代医学的考证，吴先生在《瘟疫论》一书中共记载了伤寒、流感、疟疾、水痘、天花、肝炎、丹毒等40多种传染病的诊疗方法，他还将瘟疫与伤寒的鉴别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另辟蹊径的创立了一套独具一格的辩证体系。
吴又可将疫病的变化分为但表不里，表而再表等九种表现形式和四十余种症状。经过对相关病症的潜心研究，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促使“杂气”尽快从膜原中散去，从病灶中将病根拔起。达原饮以槟榔、草果、厚朴为主药，以辛雄之兵快速的破解潜伏的邪气，再佐以知母、芍药、大黄等滋阴、生血、清燥之药，快速匡扶体内的正气，给免疫系统重新充满电，与药物一起对抗杂气，从而达到祛病消疾的目的。后来“达原饮”被称为“为治瘟疫之仙方”，在后世的多场瘟疫中大显神威，尤其是在抗击非典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顺治九年（1651年），吴先生因拒绝易服剃发，惨遭满清杀戮，他的妻子跟子女也随之投河自尽，一代医星就此陨落。
吴先生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医学家，是中医防疫医学的开山鼻祖，他的温病理论对后世影响颇深，《瘟疫论》中很多成方再后来的几次疫病的流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吴又可还是为极富民族气节的死士，他悍不畏死的家国情怀和宅心仁术，让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