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酒业家传媒创始人、董事长,中酒展组委会秘书长林向率队在四川泸州调研期间获悉，作为川酒四大主产区之一，该地可代省局实施白酒许可，获得白酒许可审批权限全面下放。
白酒生产许可证，企业具备白酒生产资质的第一道门槛，曾被炒至668万元一张的许可证，至今成交价仍要翻10倍以上，审批权限全面下放到市一级，政府主管部门到底有何考量？这又将给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又是否会造成行业格局变更？对企业和行业中人而言，应如何趋利避害、从中受益？
1.限制的产业环境已经改变
“1999年之后不再新办白酒生产证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而现在已经跟当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广东酒类协会创始会长朱思旭回顾了白酒生产许诞生的来龙去脉之后，对当下放开白酒生产许的政策叫好。
生产许可证是国家对于具备某种产品的生产条件并能保证产品质量的企业，依法授予的许可生产该项产品的凭证。朱思旭告诉酒业家，按照国际国内管理，对于重点扶持和限制的行业都是需要按许可证方式管理的。
“最早是不用产业证明的，只用办全国白酒生产许可证。先向市申报，然后上呈到省里派专家来审查，通过后就上报到全国生产许可证管理办公室，材料齐备审批通过后，企业就可以生产了。”朱思旭回亿，当白酒被列为限制产业之后，企业需要有发改委出具的产业增明，才能拿到全国质检总局下设的全国白酒生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发放的生产许可证。
真实的情况是，1999年9月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新批准的白酒生产许可证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让白酒进入了“限制类”产业目录。
第一，作为耗粮大户，当时国家担心放开白酒生产后会造成粮食不足，这是限制白酒厂生产规模的首要原因。
第二，县县都有酒厂的另一面，就是行业的“低小散乱“现象突出，各种质量不合格、资质不达标的企业和个体户都在产酒，让行业乱象突出，国家不得不限制。
第三，强化对“人机料法环”的管控。朱思旭透露，全国白酒生产许可证办公室的重点工作就是从技术人员（人）、生产设备（机）、原料溯源（料）、质量认证（法）、生产卫生规定条件（环）方面监管白酒企业的生产，实行标准化生产管理。
“经过多年的调整整顿，当时将白酒列入限制产业目录的条件都已经不存在了。”在朱思旭看来，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类”目录删除了“白酒生产线和生产能力小于18000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是顺应客观现实的，非常有必要的。
2.四川勇当政策急先锋
“特别是今年1月起，国家取消对白酒产业发展限制，降低了进入门槛，加之受疫情影响，我们预计未来行业洗牌趋势将更加明显，存量市场博弈将更加突出。”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万鹏龙在谈到从今年起要集全系统之力开展为期3年的“四川白酒品质提升工程”时透露，作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重要一环，该局研究制定了白酒产业政策调整后的具体举措，“试行成都、泸州、德阳、宜宾等主产区代省局实施白酒许可，并尽快全面下放白酒许可审批权展。”
其实，进一步调整下放审批权限的甜头，四川白酒产业并不陌生。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高洁曾公开谈道：“去年6月,在白酒产业政策解冻前,我厅积极争取生态环境部废止了2006年印发的《关于贯初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的通知》,解除了对白酒项目不得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规定。同时报请省政府同意将不增加产能的白酒技改项目环评下放到市级生态环境局,尽力为白酒环评审批创造条件。”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的举措，支持助推了当地优质白酒产业发展。”某国有骨干企业高管如此评价。
根据四川全省优质白酒产业振兴发展推进会上透露的数据，1-12月,四川全省累计生产白酒366.8万千升,同比増长3.6%,占全国的46.37%。其中，“六朵金花”企业共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532.0亿元,同比增长193%,占全省的57.7%;实现利润3690亿元,同比增长298%,占全省的82.26%，合计销售利润率达24.1%，较2018年提高2个百分点。
酒业家获悉，2020年，四川将在强化部门协同、推动产业政策调整的成功经验上，着力抓好产业政策引导，尤其是针对当前白酒行业面临的形势,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政策研究,强化政府引导。
在这一总指导方针之下，泸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省上对酒类项目立项、生产许可等配套政策进行调整,适时将白酒生产许可审批等权限下放优势产区”。此外，宜宾市政府也提出了“建议呼吁国家层面尽快出台降低包括白酒制造在内的消费品行业税收等政策举措,刺激消费健康快速恢复,拉动相关行业恢复性增长。”
除了川酒正积极把握消费模式升级、市场需求恢复、产业政策调整等多期叠加效应外，全国多产区也在危中寻机、化危为机。酒业家获悉，将有更多地区的白酒许可审批权限下放到省市一级。
首先，有利于放开市场的竞争。只要是竞争性的产业就应该市场化。充分市场化产业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白酒产业作为快消品行业中的一大类，本就是需要充分竞争的行业。如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会约束其充分发展，不利于产业的标准化和个性化发展。
其次，有利于个性化产品质量提高，尤其对产品质量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非常有利。达不到“人机料法环”标准，不意味着质量不好、没有特色者。国外某些酒厂，规模很小，但质量非常好，几百年也生存下来了。所以，不能因为追求“高大上”，就把那些规模小、特色强的酒厂都给关了，甚至把一些老字号也给弄没了。
再次，有利于外来资本的进入。以前新进入白酒行业者只能通过收购方式进入，无法直接办理生产许可证。但是收购会受到很多行政上的限制。这也是规上企业并购案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这一限制可望被打破。而外来资金的进入会给行业增加新鲜血液，让行业在国际化、区域化、健康化、年轻化等方面获得突破。
最后，有利于品牌的打造。酒行业品牌将越来越集中。充分市场竞争之后，只要质量好、谁更有资本力和品牌力，谁就能在品类、品质、品牌、品味、品德之争中走得更远。
“这对茅台、泸州等一些优质产区而言，可能是一大利好。” 在四川省酿酒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杨官荣看来，以前外来资本进入酒业手续繁琐，现在应该容易了。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就会被有更多优势资源的外来资本冲击。
4.行业支持审批权限下放到产区主管部门
“这是一个好事情！”和君集团高级合伙人、和君酒水事业部主任李振江对把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到市一级非常认可，“以前生产许可证的把控在更大层面上限制了酒类行业发展。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把生产许可证放开，可让更多人参与酒水行业里面来，而下放到市里，会让市场空间更大，流通会变得更顺畅。”
第一，有利于优势资源进入，带动产区整体发展。在李振江看来，在当前整体经济环境并不太乐观的形势下，如果能将一部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市级管理部门，行业可腾挪的空间和灵活性就更大，可以让更多有资源、有能力的资源进入到行业的发展里面来。“这些人、这些资源一旦加入到行业里面来，这绝对是利好的。”
第二，有利于制定更佳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带动产区发展更加务实。当市级单位对整个产区的指导拥有更多话语权之后，更多作为性工作可向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倾斜。“比如环评审批权限和生产许可权限下放，实际上是给了市级政府机关更多可以腾挪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更加务实地为当地产区和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也可以市级领导单位跟产区企业关系更加紧密。”
第三，有利于快速实现生产许可证的下发和生产经营监控全过程。“尤其是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排除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在李振江看来，市级政府的评估手段和效果会比上一级机构的流程更加简便和精准，也会对被审批企业的规模、现状和未来情况预估更加清晰。
李振江特别提到，当更多权限下放到市级政府部门之后，各地在建产业园区和基地以扩大优质产能也将更方便：“因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主观能动性会变得更强，而主管区域、主管领导、主管单位和企业间的关系会也更加密切，频繁的互动会使双方配合更加良性、顺畅，对产区发展极为有利。”
对此，朱思旭也提出，当白酒的竞争越来越充分，市场地位越来越强劲时，国家管好事关生命健康的酒类食品安全问题和能维系国家正常经济运转的税收问题，其他的都可以放开。他同时强调，产品品质和质量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能放松，对于假酒等威胁生命健康的行为一定要严厉管控。
中小酒企危局根源在于企业自身
与政府官员、专家一边倒的赞同“生产许可证放开”略有不同，企业主们对此政策表现颇为“平淡”。
川酒“十朵小金花”之一的古川酒业总经理罗政认为，一旦放开生产许可证之后，或许会有业外资本涌进，这必然会让中小型酒企面临更大市场竞争，但酒行业并不是一个有了资本就可以称王的行业。
新锐白酒品牌谷小酒创始人刘飞在接受酒业家采访时表示：“即使此前没有放开生产许可证，也没有阻断资本的进入之路，无非就是资金花得更多一点。”他预估，即使是生产许可证权限下之后，申请办理过程也会比较艰难，有申请意愿的资本也比较有限，一方面是环境、土地流转等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是整合关闭没有规模和实际税收酒厂的大背景，还有一方面则是投资多、收益慢的不受资本青睐。
正如杨官荣所言，大环境艰难之外，中小酒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更是危局的根源所在。
根据今年的特殊情况，步子太大、盲目进行扩产，固定投资过多的企业，最终会深受拖累；不重视质量、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被淘汰几率将会加重；而傍名牌、傍产区、“打擦边球” “不务实”的酒企将面临发展式微困境。
目前白酒市场早已由原来的供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供大于求，市场充分竞争。即使执行细则和流程等并未最终公布，但政策的放开，可能更有利于市场自由竞争，也会对酒企、尤其是中小酒企造成冲击，但最终决定酒企生存态势的还是自身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