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无疑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
从上年秋天开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拉开战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上百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
这年的元旦刚过，挟淮海之胜威的解放军再度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凌厉，剑指南京。
在匆忙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后，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至此，中国大势已不再有悬念。
隐约可闻的隆隆炮声中，昔日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滩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
而随战争而来的，是一股规模浩大的难民潮，一些对新政权感到恐惧的昔日旧官吏、公务人员、资本家、富商等人群纷纷云集上海，以图跟随国民党政权继续前往台湾。
这段时间里，如电影《滚滚红尘》中的逃难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码头重复上演。
由于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当时迁台的途径主要以海运与空运为主。不过，由于飞机数量及运量有限，加之票价高昂且受天气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海运成为前往台湾的最主要渠道。
在南京被攻占前，上海成为迁台人员的主要集散地，当时来往于沪台之间的轮船公司有中联、中兴、民生、舟山、太古、大通、招商局等十余家，轮船更是高达五十余艘。
轮船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数，但在几十万、上百万想涌入台湾的难民潮面前仍是杯水车薪，一票难求。
据转进迁台的青年军贾贞斋回忆：
最紧张时，他带着部队到达黄埔码头，看到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士兵、军眷、难民挤在一起，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
……为了挤上船，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由船舷落入海中，真悲惨！……
另一位青年军尤怀贤也说：
当时上海已是乱成一团，黄浦江沿岸挤满了人和代运物质，多少人因抢搭船掉落黄浦江被淹死，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悲剧。
…………谁也管不了，人命如蝼蚁般的难民潮。因为他们系部队性质，所以能驱散人潮顺利登船。
还有人回忆，当时上海码头乱七八糟的停放着数千辆被抛弃的汽车，上海也是满街都在出卖家具、旧物。
平常一部需要上千银元的《三希堂法帖》，这时50银元就能得手。至于线装的大部头《二十四史》，那不是按部卖而是论斤称了。
喧嚣的逃难潮中，“太平轮”只是其中一艘。
据生还者之一李述文回忆，他当时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太原被包围前逃了出来。一行百多人一路逃亡，最终在节前赶到上海。
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尽管如此，他们仍为自己能够登船而感到庆幸。
乱世当中，人的命运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登船未必幸运，不登船也未必不走运。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人是通过关系或塞金条才得以偷偷上船，而有些人则是碰巧.
如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为学校迁台选址而想搭乘“太平轮”去台湾，但他赶到码头时船已满载，正当他想转身离去时，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把他叫住并将自己舱位让给了他，结果一去不回。
也有另外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坐上“死亡之轮”，如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因刚出生的二女儿发烧而放弃登船，同行好友家眷二十多人也一起退了船票，结果逃过一难。
后来的学者、当时还在幼年的郑培凯，他们全家买好了1月27日的“太平轮”船票，因为郑培凯吐奶，家人于是退了船票改乘飞机。
星云大师也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在大师看来，这就是因缘。
海难消息传出后，“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大股东周曹裔家被数百名受难者家属包围，愤怒的人群涌入房中，捣烂了所有的家具、摆设，还有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也全被砸碎。但这一切，并不能挽回近千人的生命。
据上海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太平轮”受难者家属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
后来，这些人被中联公司安排在吴宫饭店并负担一切费用，每人发放米15石。在通货膨胀剧烈、经济接近崩溃的1949年，大米或许比所谓纸币更加实惠。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共识，416位登记在册的罹难者家属推选齐杰臣、吕谷凡、杨洪钊等人为代表将中联公司告上法庭，并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追究刑事责任；二、保障被难家属的损害赔偿；三、责令中联公司从速办理抚恤与赔偿；四、扣押中联企业名下的轮船，包括曾为蒋介石座船的华联轮。
事后，上海地方法院判决中联公司进行赔偿，但在天文数字般的赔偿金额下，连同“太平轮”的投保公司（上海华泰保险）也全部倒闭。
据1949年2月23日《台湾新生报》的报道，中联公司曾于2月22日后在台北发放临时救济金，每个受难者家属可领金圆券1万元，折合台币35万元。
《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回忆，当年他们确实领到了补偿金，但金额不高，家中生计全部落在母亲身上。
在1949年那样一个时局剧烈变动的年代，“太平轮”的悲剧或许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类似的事件，并不止“太平轮”一例，如一个多月前被炸沉的“江亚轮”，遇难人数更是高达三千余人，所谓后事，无非湮灭在乱世尘烟之中。
就在“太平轮”沉没的4天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划上句号。四个月后，上海全境解放。江山代谢，战乱流离，赔偿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太平轮”海难事件后，因为诉讼未结的缘故，中联公司旗下的另两艘轮船也被铁链锁在高雄港，最后全部锈烂。
事实上，除了那些悲愤的受难者家属，当时也不再有人去关注这样一艘沉入海底的旧轮船。
时至今日，“太平轮”（如果它还在的话）仍旧沉睡在舟山海域白节山附近的海底，与之隔海相望的，大概只剩下基隆港于1951年竖立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于右任题字），或许还能唤起人们的一点记忆。
逝者已逝，幸存者还得继续前行。在所有幸存者中，原国防部参谋少校葛克大概是最知名的一位。在这场海难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儿家小，只剩下孑然一身，继续求存。
1949年后，葛克仍在台湾军中服役，后遇上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其父袁家艺为袁世凯之孙，于这次事件中罹难），两人结婚生子，共度余生。
36位幸存者中，台北的王兆兰是最年轻的一位。
当“太平轮”倾覆时，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事后多年，她仍清楚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带好弟弟、妹妹！”但是，只有她一人获救，母亲、弟弟、妹妹均被海浪卷走。
事后，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把当年的故事与伤痛深深埋在了心里，近年来才有所披露。
最具传奇色彩的生还者大概是叶伦明，他在被救后径直送回了上海。两岸隔绝后，叶与在台湾的妻子、兄弟断了音讯，1980年才得以获准去香港定居。
叶伦明体魄强健过人，他不仅通过了这次海难的生死考验，而且在之后几十年中都不曾看过医生。
到香港后，叶伦明经常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铁人三项”比赛并曾获得冠军，是香港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并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但是，叶伦明在香港的境遇并不见佳而且之后始终未婚。
上海的徐瑞娣，其父亲当年是“太平轮”船员，海难发生时，她只有三四岁，“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了。”
1949年后，徐瑞娣母女仍留在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母亲改嫁，也很少再说起父亲和太平轮。”
如今闻名华人界的著名神探李昌钰，其父李浩民也在这场海难中遇难。当年，其长兄甚至雇了飞机去失事海域上空盘旋寻找，但茫茫大海，毫无所得。
父亲的罹难加上局势的变幻，原本富甲一方的李家最终迅速败落，为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李昌钰的母亲也不得不出门奔波谋职。
多年后，李昌钰曾感慨的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
原来，李昌钰最初考上海洋大学，但因为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免收学费并倒贴生活补助，于是改而选择从警之路。
经此海难，生还者及其受难者家属境遇坎坷，“太平轮”的股东们也同样不好过，台湾知名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即为其中之一。
蔡康永曾在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的文章中说，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的另外两艘轮船，最终全部锈烂，成为废铁。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太平轮”海难只是时局剧烈变动下的一个不谐插曲，在1949年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口，在这场近代历史罕见的人员大迁徙中，类似的生离死别何止百万。
据台湾学者林桶法的统计，1949年前后迁台的人数大约在120万左右（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200万），其中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约60万人，另一半则是军队。这些人来到台湾后，占到台湾总人口（800余万人）的七分之一。
可以想象，在每个迁台人员的身上，恐怕都蕴含着各种惊险离奇乃至终生难忘的伤痛故事，“逃难”二字，或已深深的烙在了他们下半生的人生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