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有意思的朝代，一方面，在程朱理学高高飘扬的旗帜下，“存天理，灭人欲”似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呼啦啦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节妇烈女；另一方面，在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描写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中，出现了王三巧等众多不守“妇道”的女性形象，更有《金瓶梅》中对男女纵情声色的大胆叙述。
在张廷玉主编的《明史》中，二百二十卷《列传》有三卷专门写“列女”，这多少也算“载入史册”“青史留名”了，虽然并没有多少人能记住她们。后世人们显然对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包括改编或衍生的说唱、戏剧、影视作品等等，多如牛毛，流传得也更广。
也许历史从来就没有小说好看，写入正史的“列女”们，很多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留下来，大体也就相当于先进事迹简介，孝舅姑、抚孤成才、毁容不嫁，杀身免辱、既嫁殉夫，等等，很多确实感人，有的甚至情节离奇，程度惨烈。
吴县马氏，婚后五年丈夫就死了，也没留下孩子，家里一贫如洗。婆婆不愿让她跟着受苦，就故意不把米给她吃，以此逼着她改嫁。马氏不为所动。后来，婆婆偷偷给她找好了人家。娶亲来的那天，马氏默默梳妆后就进了卧室。再被发现时，她已经上吊而亡，“几上食器，糠籺尚存“，桌上的碗里，还剩着没吃完的米糠。
初读这样的文字是什么感觉？悲凉，辛酸，感动，说不清楚。那是那个时代树立的典型，是号召人们学习的榜样，只是因为年代的久远，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孔家店”一度被砸烂，曾经的榜样更多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此又反过来成为古代妇女受压迫受残害的典型。然而，如果以此推断明代妇女都这样命运悲惨，那也是不准确的。
《明史》记载的“列女”中有很多是孝亲敬老的典型，她们有的是夫亡后选择不改嫁，竭尽心力孝敬公婆，有的是父母亡故后选择不嫁，含辛茹苦抚养弟弟妹妹长大成人。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到现在依然为全社会所称道，并且大力弘扬。和现代社会不一样的，让现代人感觉窒息的，是那个时代对女性“不改嫁”和“不嫁”的苛求。
这里面当然有“好女不事二夫”等陈腐观念的因子，但同时也应考察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试想，一个只剩下老年人或未成年人的家庭，又根本没有现代社会的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以及社会救济等等保障，那将意味着什么？作为唯一有劳动能力的成员，能够选择留在这个家庭，体现了中国女性的善良，更是一种刚强、一种担当，她们需要像男人一样扛起家庭的重担。这对于经济并不独立的古代女性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对于男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女性选择不改嫁或不嫁被称为“节”，除此之外还有“烈”，是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褒扬。所谓“夫为妻纲”，散发着一股腐臭气息的假道学先生的陈腔滥调，这个语境之下的古代女性是没有完全人格的，她们相当于男人的附属品，需要与男人共进退甚至同生死。
封建礼教最让现代人痛恨的就是对妇女生命权的蔑视。但从本质上说，它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其实也是对“忠”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延伸。与“好女不事二夫”相关联的是“忠臣不事二主”，在这个意义上，杀身殉夫的烈女与以死殉国的忠臣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不同的只是社会影响力的大小而已。
《明史》三卷“列女”不下二三百人，数目不小，但那不过是整个明代三百多年历史长河中泛起的小小水花。我们不应简单视她们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她们的身上有不屈，有责任，有追求，有情义，虽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其精神内核依然是令人敬重的。
写到这里，并没有一星半点儿要为封建礼教洗白的意图，现代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接受“存天理，灭人欲”那套说教。要说的只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都有不同价值观之下的楷模，而无论哪个时代、什么样的价值观之下，楷模总是少数，也正因为少，才需要大书特书、大力弘扬。
再回过头看世情小说里的王三巧们，她们是和载入正史的“列女”相区别的女性。虚构的小说有很多，塑造的人物有很多，但可以断定，现实社会里的王三巧们应该也属于少数，和正史中的“列女”们一样。其实，更多的还是普普通通的女人，她们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既当不上史册里的先进人物，也成不了戏台上的争议人物，她们是最真实的人，无论古代，还是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