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首次授衔的将帅中，有一位飒爽英姿的女少将特别显眼，她就是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李贞。作为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李贞的英名传扬中外，而她的丈夫、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甘泗淇的威名同样是家喻户晓，人们纷纷称他俩为“神州夫妻两将星”。
陈琮英牵线搭桥 有情人灵犀相通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来到了塔卧。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发展革命武装。而发动群众是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组织部长的李贞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一天，李贞从农村回来后，刚到宿舍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陈琮英是做机要工作的，与外界接触不多，和李贞来往也不是很多，今天她的突然来访，使李贞觉得有些意外。李贞请陈琮英坐下后，正要倒水，陈琮英摆了摆手，笑着说：“听说你到乡村做宣传发动工作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一会儿。”陈琮英接着问道：“下边很红火吧?”“是的，”李贞说，“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政权，也发展了武装，就连妇女们也积极参加了武装。”一谈起工作，李贞忍不住兴奋起来，先前的疲劳也没有了。陈琮英见状，笑了笑，说道：“弼时说，我什么时候也要下到乡村去，做一做实际工作，他还说要多向你学习呢!”李贞说：“你能离开吗?机要工作可不同一般，随时都有事，再说弼时同志的身体也不太好，需要你照顾呀!”
李贞刚一说完，陈琮英就不紧不慢地说：“女人结婚后，事肯定是要多一些，但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单独过呀!”
“一个人!”李贞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往事一幕幕地在她的脑子里迅速闪现……1908年深秋，湖南省浏阳小板桥乡的一个农户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婴。户主名叫李光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全家8口人仅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李光田唉声叹气地看着自己的第六个女儿，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起了，便随随便便地叫她“旦娃子”。因为家境贫寒，旦娃子6岁那年就被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一个6岁的小姑娘要担负起古家繁重的家务，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大盆水端不动，要挨打;砍柴不会捆，捆了背不动，也要挨打;背一个比自己还要大一岁的女孩，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就连比她大4岁的未婚夫也常常抓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直至打得她鼻嘴出血，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方才住手。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924年正月，旦娃子16岁了，婆家让她和儿子圆了房。由于长期受虐待，旦娃子对古家人有着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那个脾气耿直但性情粗野的丈夫也激不起半点感情。婚姻对她来说，除了负担与痛苦，别无其他。对于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旦娃子常常暗中流泪，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然而，就在旦娃子备感绝望的时候，仿佛一潭死水突然溅起了波澜，外面世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勃勃生机。——1926年对湖南而言是汹涌澎湃的一年，湘军师长唐生智驱逐了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占领了长沙。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也燃起了北伐的战火，革命的洪流席卷神州大地。封闭的浏阳小板桥乡也被汹涌的革命潮水掀动了，在共产党人的发动和组织下，工会、农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在妇解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旦娃子以“李贞”作为自己的名字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童养媳李贞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各种群众组织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在革命的斗争中，李贞天才的组织活动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她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同年冬被选为浏阳地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胆小怕事的婆家害怕李贞会连累自己，忙不迭地将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娘家。李贞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完全自由地参加革命活动了。
从李贞1926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时任中共浏阳区委书记的张启龙。一次，李贞的母亲病重，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请医，生命垂危。张启龙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将自己的生活补贴拿了出来，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给了李家。由于救治及时，李贞的母亲很快就转危为安。为此，李贞打心眼里感激这位领导，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在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政策下，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及堂弟先后惨遭杀害。1930年，他的妻女也被杀害。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的关爱，李贞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渐渐地，张启龙与李贞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真挚的爱情。他们在工作上互相关心、支持，在生活上相互体贴、照顾，并于1932年经组织批准，喜结连理。可是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了“改组派”、“AB团分子”，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找到保卫局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但遭到了无情地拒绝。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陈琮英见李贞沉默了好一阵子，不禁有些着急了，但她似乎很快就明白了李贞的心思，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你就再找个人吧!”“我没想过!”李贞摇了摇头。“那现在就想想。”陈琮英仍没有放弃的意思，“眼下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怎么样?”
李贞不再说什么了，可心里却不得不承认陈琮英说得有道理。在婚姻问题上，女人最了解女人的心思，陈琮英是大姐，她自然关心李贞的婚事，她最终还把话挑明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谁?”李贞抬起了头。“甘泗淇，甘主任!”
两个模范干部 一对革命夫妻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正式改名为“甘泗淇”。1930年，甘泗淇回国，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了湘赣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后又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甘泗淇一到任，就听说组织上原来打算调时任中共吉安县委军事部长的李贞担任此职，但李贞考虑自己的文化不高，坚决要求调整，这样组织上才派甘泗淇来任职，而李贞则调整为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一天，甘泗淇和军区政治部的人去红军学校检查，此时学员们正列队在操场上唱歌，指挥者是一个留着短发、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的女同志。她充满朝气的面庞和刚健的身姿，引起了甘泗淇的注意。这时，只见那位女同志双手用力一收，发出了一声洪亮的口令，跑到甘泗淇一行人面前：“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李贞报告，学员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李贞!她就是李贞?”甘泗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连问身边的同志。身边的同志赞叹道：“对呀，她就是李贞，别看她这么年轻，可是个老党员，老同志了!”不久，李贞与甘泗淇一前一后被调入红六军团，一个任组织部部长，一个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这样，他们在一起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极好，却从没有想过要和他结婚。陈琮英的话自然令她惊讶不已，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琮英不解地问。“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嘛!”陈琮英笑了，“至于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他正好可以帮助你学嘛!”
“那也不行!”李贞提高了嗓门，“反正我觉得不合适。”其实，李贞的内心世界异常复杂，在她看来，甘泗淇是不会愿意和自己结合的。不料，陈琮英的一番话又让她吃了一惊：“别把话讲得那么绝对。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好的哩!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原来，陈琮英也是见甘泗淇经常人前人后地夸李贞，而且李贞离婚后也一直单身，才主动过来撮合他们二人的婚事。听完陈琮英一席话，李贞羞赧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了。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在贺龙亲自主持下，甘泗淇和李贞在一个老百姓家借了间房子，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物资紧张，气候多变，加上人地生疏，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峻的考验，而对于已经怀有身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当时，组织上考虑到这些情况，曾动员她就地留下，等生下孩子再说，但李贞坚决要求随部队继续前进。“我感谢组织上的照顾，但我能经受任何考验，请组织上放心!”李贞说到做到。长征途中，她几乎每天都和战士们一道在露天的冷风里过夜，部队一驻下，她就到每个单位去，询问党团工作和伤员情况，统计伤亡数字，很晚才歇息。
李贞配有一匹马和一顶小帐篷，但她经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用。有位女战士病了，她还将自己的一件较好的衣服送给这位女战士，而自己穿的是一件单薄的旧衣。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艰难地跟着部队一道行进。后来，她的病情被战友们发现了，战友们纷纷来看她，那个女战士流着泪要将衣服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她病情严重，最后大家只好用一条长布带将她捆在了马背上继续行军。
由于战斗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外,有时还要参加指挥战斗,沿途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时的他,身体消瘦,头痛病时常发作。当得知妻子病重的消息,他感到惊讶和惭愧,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他火速赶到李贞身边。甘泗淇发现妻子高烧不止，便请来医师诊断，最后李贞被诊断为伤寒病。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甘泗淇便把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药物和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夜晚，山风如刀割，甘泗淇又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给李贞穿上。大病一场的李贞，身体非常虚弱，部队过草地时，她已怀孕7个多月了。恰恰是在这段最艰难困苦、最难行走的征途中，李贞早产了。可战士们都在吃树皮、草根，甚至在吃战马、皮带的时候，这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哪里能吃到好东西呢?李贞长期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尽管叔叔阿姨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送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毕竟杯水车薪，根本不解决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再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
孩子的夭折，使李贞伤心不已，身体愈发虚弱，常常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扶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就临时做了副担架抬李贞。甘泗淇很受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夫妻将星光耀神州 革命功业彪炳史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贞接受组织的安排，从一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位置上回到了后方，担任了妇女干部学校校长，而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妇二人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新中国成立不久，夫妇二人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异国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李贞出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她还于1950年11月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道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向苏联妇女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的英雄事迹。为了让苏联妇女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的事迹，李贞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报告会的会场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李贞在苏联妇女界领导人的陪同下一跨进大厅，就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她声情并茂的演讲，响彻克里姆林宫大厅……
1953年，甘泗淇和李贞胜利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从朝鲜凯旋回国，又一起担当起国防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任。甘泗淇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贞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1955年9月，夫妇二人一同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总理握着李贞的手，亲切地说道：“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啊!”“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李贞谦虚地说道。
繁忙的工作之余，李贞眼见战友们一个个膝下儿女成群，其乐融融，想到自己不能再生育，总觉得很内疚，对不起丈夫，便对甘泗淇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个妻子，给你生个孩子吧。”可甘泗淇不容置疑地说道：“我要的是爱人!”“我要的是爱人”，多么简单的一句话!虽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却满含着甘泗淇对李贞坚贞的爱。李贞，这位坚强的女将军，此时此刻也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正当夫妻二人准备携手再创新的辉煌时，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便因积劳成疾，不幸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他留给李贞的，除了他们共同的未竟的事业外，便是难舍难分的夫妻感情。时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的李贞悲痛欲绝，洞悉丈夫心思的她更加忘我地勤奋工作着。
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难得的“夫妻将星”的另一半也陨落了。在遗嘱中,李贞交代:将平时节省下来的1.1万元人民币存款和2500元国库券,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为办学补助，最后一次表达了她对丈夫及其家乡的深情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