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1907～1971），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湖北黄冈人。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户地主家庭。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16岁，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阀战争开始后，林彪奉命参战，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当一切布置停当，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就组织几股部队来个猛打猛冲，屡屡奏效。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因其战斗力不强，官兵贪生怕死，遇到力量较强的部队一冲就乱，一乱就败。所以，林彪的突袭战术经常得手。他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
1932年3月，年仅25岁的林彪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他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对比，林彪曾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
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长驱直入。9月中旬，西进日军占据大同，其主力继续南下。进占蔚县、广灵、灵丘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灵丘进占平型关北部的东跑池地区。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于二十三日命令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115师接到命令后，林彪决定利用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公路修在山谷中间的有利地形设伏待敌。决心下定之后，部队于二十三日隐蔽进入平型关以东冉庄和东长城村待机。与此同时，派出骑兵营和独立团向灵丘方向活动，钳制日军，以便保障主力的翼侧安全。9月24日，八路军115师组织了营以上指挥员进行现场勘察，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是日夜晚，各部队冒大雨向指定位置开进。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军队作战，9月25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设伏位置，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携带大批辎重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开进，日军大摇大摆，根本不以为有中国军队敢于阻击。上午七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115师设伏地区。指挥员当机立断发起进攻命令。一阵伏击的枪弹，给敌人大量杀伤。随后各团利用有利地势发起冲击。六八五团经激战歼敌一部。六八七团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六八六团第一、三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虽遭突然打击，战斗力仍非常强大，还能组织起强大的火力进攻。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分割包围，多次打退日军突围。东跑池方向的日军回援被围，被六八五团打退。战斗进行到十三时左右，被115师围住的日军全部被歼。但驻守团城的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给东路池一带的被围日军留下了机会，使这部分日军得以突围逃走。由于部署周密，动员有力，指挥得当，所以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此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二十九余具，火炮一门，战马五十三匹，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
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也是中国军民歼击日军规模较大的一次。此战之前，侵华日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他们把几十万华北国民党军队驱赶得望风而逃。所以，平型关大捷意义非常重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打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继续率115师战斗在抗日前线。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林彪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抗日战争的经验》等文，批判了消极防御方针。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1942年1月，回国。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
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该战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3至4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林彪带兵只管打仗，别的事几乎不问。在指挥东北战场的各战役、战斗的过程中，林彪差不多终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长时间不许别人打扰，一个人面朝地图观察和思考。林彪布置战役计算十分精确，可以说他精干运筹。他不善于与别人交流和讨论，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一旦他开口布置任务，那就是命令，别人只能是听命和执行。他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他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留有余地。在进攻时他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还要留出退路。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尽管毛泽东发了数10封电报，但在没有充分把握时林彪就是不下决心。有次终于下了打锦州的决心，但当他听说敌人又增调五个师的兵力增援锦州时，又把部队撤了下来。在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的指挥下，围困长春，迫使蒋军起义或投降，和平解放长春;强攻锦州，堵住东北蒋军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攻占沈阳，全歼东北蒋军。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历时52天，以伤亡六万九千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东北敌军46万人和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
1948年11月，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中最难打的是天津。林彪调集东北野战军的三十四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莅临天津统一指挥。
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人，解放天津。切断了傅作义的南逃之路，经过政治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949年春，林彪率领部队继续南下，指挥所部进军中南。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在解放战争的5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军运动鼓舞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几乎是每战必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1950年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
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林彪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工作也不很积极。虽然他在十位元帅中是最年轻的，但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一直比较消沉。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了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
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又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
1966年初，林彪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中国共产党党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