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这一年的元旦，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新年，而邓小平则处在与“四人帮”斗争的政治漩涡中。
毛泽东发表旧词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刊载了毛泽东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年轻的夫妇是为其父亲尼克松下个月再次访华打前站而来的，两人拿着尼克松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毛泽东伸手从翻译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
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周恩来生命垂危
1976年元旦，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他知道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诗，他让身边人员赶快将《人民日报》找来。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习惯，在周恩来清醒时，若见到他精神还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读《人民日报》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他就让读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诗。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元旦前夕，多年来给周恩来理发的朱师傅，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医院为他理发。
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恶化，生命垂危，1月8日逝世。
邓小平苦撑危局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60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