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和邓小平一样，卓琳也留下了这样的遗愿：遗体和角膜捐献出来，骨灰撒入大海。她要在大海深处，和邓小平重逢。
70年前那个秋天，35岁的邓小平和23岁的卓琳在延安相识。这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的生命，开始联系在一起。
在此后的58年间，他们辗转于全国各地，经历炮火洗礼，饱尝境遇沉浮，但始终陪伴在彼此身边。邓小平去世后，卓琳带着对丈夫的眷恋，又独自生活了12年。她离去时，和丈夫一样也是93岁。
陕北窑洞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黄土窑洞前，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结束6年的单身生活，和刚来延安不久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卓琳结婚。
在此之前，卓琳曾两次拒绝邓小平的求婚。她生前曾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
当时延安的男性多是工农干部，卓琳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太行山沟坎
婚后不久，卓琳跟随邓小平一同赶回抗日前线太行山。邓小平回到设在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师部。卓琳则留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
那段时间，只有邓小平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非常想念丈夫。一次，她问邓小平：“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邓小平反问：“写什么呀?”卓琳说：“就写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还有写写……”
卓琳的话还没说完，小平就痛快地答道：“要得!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听到邓小平这样回答，卓琳只好说：“那还是算了吧。”
婚后一年，组织上终于批准了卓琳的请求，同意她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卓琳并不怕危险和艰苦。
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邓小平的沉默寡言，也想出了协调两人性格差异的好办法。卓琳意识到，让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说家长里短的亲热话，肯定不行，他也说不出什么。一天，她对邓小平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
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说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但不能不让我说话。”邓小平的回答还是非常简单：“要得!”
武安山区
1945年12月，“刘邓大军”离开了驻扎5年的太行山，把司令部迁至河北省山区武安县。邓小平和卓琳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
看到3个孩子，邓小平非常高兴。可卓琳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刚从延安回来的大女儿邓林，由于严重营养不良，不说话，不张口吃饭，手里拿着苹果都不会吃;老二邓朴方拉肚子，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老三邓楠才一岁半，嗷嗷待哺。多年征战的卓琳，身体很差，没奶水，给孩子喂小米粥又喂不进去……
经过一番努力，这个家还是渐渐安顿下来。3个孩子开始欢欢喜喜地在一块玩耍，慢慢地长高长胖，围着爸爸妈妈团团转。
接下来的3年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极少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当他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9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之时，卓琳和其他高级干部的家属们，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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