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贺子珍诞辰100周年。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作为毛泽东家的女性，她们注定要承担起双重角色：既是温柔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贺子珍、李敏、孔东梅走出了风采各异的人生路：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本刊记者/刘畅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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