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湾窑洞里，一声声的炮火中，他求“书”若渴;女儿结婚，打开作为父亲的他派人送来的沉重包袱，竟是3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明史》，他称赞只有两个不识字的皇帝搞得比较好，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中国散文学会编撰、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非一本正经》一书中，收录了毛泽东与书有关的若干逸事，读来既亲切又引人深思。
鲁迅送给毛泽东书籍和食物
1976年9月14日，庆生弟陪我走进西安市委书记王林的办公室。
我说，我们慕名而来，想证明鲁迅送火腿的史实。接着，我和庆生提供了有关此事的各种说法。
王林非常认真地听着，说这些情况他大致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冯雪峰外，没有人再出来作证。但是，我是当事人，是我亲自送到毛泽东手里的，这一点千真万确。接着，王林介绍了以下的情况。
王林说，1936年6月间，我由当时在天津的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距瓦窑堡数十里的清水湾。周恩来领我到主席住的一个老乡家的窑洞。主席向我询问了很多华北的情况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活动情况，也询问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和我党地下组织的流动情况。毛主席让我第二天向中央同志做一次汇报，说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白区的情况。
第二天，听取这次汇报会的除毛主席、周总理、张浩等同志外，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也参加了，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毛主席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有不少插话和重要指示。
当时，我带了几张白区的报纸给毛主席看。主席说，想看书，这里没有书看，长征途中，为了看到报纸，我们甚至攻打敌人的县城。
主席问我：“能不能想办法买些书来?无论如何要设法买些书来!”
我问主席要买什么书，是革命书籍吗?
毛主席说：“啥书都要，革命的书要，旧书也要，《红楼梦》、《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老残游记》……都要、都要。”
不久，我接受中央的另一个任务，去北平，路过西安，遇到了上海的交通员徐汉光。徐说他通过上海文联等关系同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我提出买书的事，他说他回到上海想办法。我和他约定，买到书以后，把书寄到西安。我当时住在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公馆，委托看门人代我收存。除此而外，我在北平通过西单商场等书铺的关系，买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有《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大纲》一类的书籍，又在天津和西安搜罗了一批旧小说。徐汉光在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买的书(其中有很多古书)，以及鲁迅先生送给毛主席的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等，一并装在一个大网篮里。大约在8月间，由徐汉光托人送到了黄公馆。
后来，我在延安碰到徐汉光，他告诉我说，那些书都是按照鲁迅先生亲自开列的书目选购的，把上海、北平、天津、西安四个地方买的书全部集在一起，总共装了六个麻袋，七八百斤!然后由我通过东北军的关系乘军用大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运往延安(当时延安仍由东北军占领)。第二天，苏区派的人到了，赶来三头骡子驮书。晚上，我们由延安出发，到安塞，再到保安，走了两天多，直接送到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住的是石窑洞(现在发行的毛主席1936年在陕北的那张照片，背景就是这座石窑洞。主席正在扳着手指讲话，棉裤的膝盖处都打了个大补丁———阎纲注)。记得我还带了一套“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照片，是斯诺夫人亲手交给我的，让我转交毛主席。
毛主席一见送书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叫陆定一马上开书单，决定哪些他留下，哪些让大家看，以后大家好彼此交换。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告诉在场的同志，有书大家读，一点不能自私啊!
主席挑选书时，拿起这本翻翻，拿起那本看看。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搞到手的啊!”鲁迅送的书里，有好几本是他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呐喊》、《彷徨》等，有邹韬奋著的一本书，有《世界新闻》，一套《大众生活》，二三十本《世界知识》，还有《论语》，几大本木刻集可以折叠起来，还有不少《隋唐演义》之类的书。鲁迅先生送来的书籍和食物，包括火腿、肉松、巧克力等，单独放在一起，占了一整个麻袋。毛主席看见鲁迅的食物，沉思了一阵，然后大笑，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
关于这次买书，据我所知，解放后毛主席曾经三次提到过。第一次是《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前。当时我在北京工作，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有次去毛主席家里汇报工作，他提到买书的事，说：“书现在还有呀，实在感谢!”第二次，我离开北京前(1958年)，陈郁同志告诉我说，你送书的事，主席还谈起过。第三次，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各大区书记都在场的小会上，又提到这件事，说：“最困难时，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多书。”
(文/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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