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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