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掌握英语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他就对人说过：“英语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是何时开始学英语的呢?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晚年才开始学习的，因为多种回忆录、史料里都如此记载，他本人也这么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长达5个半小时，据其中之一的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要学好。”但事实上，毛泽东说自己学英语是“半路出家”应该说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语实际上是很早的。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了偏僻封闭的韶山冲，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该校实行新法教育，开设了音乐、英语、图画和自然科学。所以，毛泽东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7岁那年。半年后，他又只身来到长沙，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还投笔从戎，当过半年兵。1912年春，他进了一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仅呆了一个月就退了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新学校遇到了麻烦，入学后我发现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同其他学生一样，我不懂英文，除了字母之外，我几乎一窍不通。另一个障碍就是这学校没有专门教英语的教师。这种情况令我生厌，我在月底就退了学，继续在报上搜寻广告。”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中就有英语，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可以肯定，在5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涯中，毛泽东是学过英语的，但其成绩如何不得而知。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说：“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这说明毛泽东是偏科的，“坏分数”中估计就有英语成绩。
“五四”前后，我国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曾主张“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又作为这一运动湖南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却决定不出国，其原因之一是外语过不了关。毛泽东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还在自学英语。这期间，毛泽东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劳工运动小册子，说自己的英语“实在不行”，请杨开慧帮他翻译。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去信，表达了自己决心将各种学说研究一番的迫切愿望，信中说：“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是稍有所得。”他还谈到：“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学过英语，而且走入社会后还在坚持自学，但一直到他27岁与杨开慧结婚之前，英语还处在初级阶段。
投身革命后，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艰难险恶的环境，使毛泽东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英语，但一有机会他就会抓紧时间重操“旧业”。由于没人辅导，他的自学计划受到了很大限制。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养病。就在外界传说他已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给他发“讣告”时，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读着《模范英语读本》。当时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窗对窗的曾志后来回忆说：“主席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第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腔，念起来十分可笑(我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英文，所以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他在那边愈是认真地读，我在这边愈是笑得厉害，可主席并不介意，依然旁若无人般地在那里念他的湖南英语。”
就是在这种不断“出丑”的磨砺中，毛泽东学会了一些英语单词和短句。到了延安后，陆续有外国记者来访，这给他创造了接触纯正英语和学习英语的机会。据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回忆：“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为了补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也学唱英文歌，但他的嗓子是平板单调的，因此毫无成绩。”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中，在英语口语的熏陶中，在不耻下问的学习中，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
抗战胜利后，面对由美国撑腰、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部队，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从上面的几则轶闻可以看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还在坚持自学英语，并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用英语书写，会使用简单的日常用语，还临时造出一个英语复合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学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毛泽东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和创造能力。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菊香书屋充满了家庭的温馨。一个周末，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娇娇)三人用俄语说话，叽里呱啦，争个不停，毛泽东在一旁微笑不语。李敏知道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便说：“爸爸，我们在争论西餐好吃还是中餐好吃。”毛泽东兴致来了，便用英语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富，西餐冷硬单调。”
一听父亲讲英语，几个孩子都感到很惊奇。毛岸英说：“我1946年回到延安时，就听说爸爸在学英语，还听说在转战陕北时，尽管环境那么艰险和紧张，爸爸也没有间断过学英语。可从来没有听爸爸用英语讲话。我不懂英语，但听起来还是很流利的。”毛泽东说：“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如娇娇俄语的水平高，不如她讲得流利。你们年轻人能专门学习外语，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如果我能够做到听懂英语讲话，能看英文报纸、刊物和书籍，把自己要讲的意思能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好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毛泽东又重新开始学习外语。十分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毛泽东则选择了学英语。
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于是，1954年10月，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长达12年之久。1961年初，林克被派下乡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读过英文，谈过“参考”。1964年元旦后，年近而立之年的英语教师章含之也给毛泽东教过英语，持续了半年。毛泽东还为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还与他们一起学过英语。
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学英语，并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了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毛泽东那时只会说“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类简单的问候语，熟悉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也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由浅入深，分步进行。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他外巡时专作装书之用、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但有一种书一般不装进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以便随时学习。据林克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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