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国家政权后、在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解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后党内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经想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10条）认为，主要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1964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10条）认为，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但是，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而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基层、整党外，不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毛泽东主席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当权人物，解决党内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问题，即解决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信誓旦旦地向党和毛泽东主席书面保证：对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永不翻案”（1972年8月3日致毛主席的信）的邓××，在从“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之后，在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论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在“‘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党员必读》91、92，着重号系引者加）
但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向世人非常明确无误地证实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实践结果证明：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 5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晚年思想之间同样是断裂的。被党的十五大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大发明创造，在许多方面是完全矛盾、甚至互相否定的，怎么连接起来呢？”邓××使“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24、122，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这里，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所提出的“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恢复”资本主义等私有制“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肯定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对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关于“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这个说法的上述判断，决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刘少奇的文章中提供的证据作出来的必然判断！——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要求》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刘选下—62，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这里，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关于刘少奇认为“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论断，则表明了刘少奇主张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要在经济上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刘少奇主张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简单地说，刘少奇主张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做社会奴隶！
在这里，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着实把那些认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邓××等人，置于了非常难堪的尴尬境地，毫不留情地把邓××等人送入了说假话骗人者的行列！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刘少奇翻案平反，竟然得到的是这样一个让世人嘲笑的报应！——为刘少奇翻案平反，出力不讨好：不仅挨了刘少奇家人的板子，而且得不到国人的同情反遭国人反对，还要被钉在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耻辱柱上难以解脱！
“毛、刘矛盾”确实“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大约从1948年底开“始”，并且是刘少奇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的思想开始发生动摇，表现在他《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难办，要克服这些困难。”（刘选上—414，着重号系引者加）
然而，这时的刘少奇的思想还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1949年2月8日，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所作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问题》一文中，还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此种斗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页，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要立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两个策略也说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一刻钟也不要忘记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亦然）。”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东欧各国过渡了三年，因为资产阶级有暴动的阴谋，如果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止三年，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刘少奇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版187～188，着重号系引者加）
大约到了1949年4月，刘少奇的思想最终定型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思想！——1949年4月25日，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将来到中国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被刘少奇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他还鼓动资本家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7～8，着重号系引者加）
于是，一帮资本家兴高采烈“眉笑眼开”地对刘少奇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刘少奇则大献殷勤“眉笑眼开”地对资本家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1949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7～8，着重号系引者加）
从此以后，头脑里充满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刘少奇，主张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即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比比皆是：
1. 刘少奇《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12日）和其他一些讲话中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7，着重号系引者加）
2. 刘少奇《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12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中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7，着重号系引者加）
3.
1949年6月4 日，刘少奇在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里，谈到天津资本家问他“社会主义怎么搞”，刘少奇的回答是：“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刘自述—143，着重号系引者加）
4. 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一文中说：“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刘选上435，着重号系引者加）
5.
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在《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中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9，着重号系引者加）
6. ……。
“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的说法，把“毛、刘矛盾”发生的时间，至少往后推迟了半年。
确实，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从而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
在过渡时期，刘少奇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刘少奇为了实现他主张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从而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一方面，为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唱挽歌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另一方面，极力宣扬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要求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提出党员可以剥削他人，“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关于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问题的谈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40，着重号系引者加）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在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从而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显地”一个最实出的表现是：刘少奇、杨尚昆背着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文件！！！！！在1953年5月19日，毛主席两次书面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说：
1.“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2.“（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选5—80，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毛选5—81～82）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刘少奇以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到处进行视察，发表左得不能再左的讲话，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的言论，比比皆是：
1.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75）
毛泽东主席批评刘少奇说：“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着重号系引者加）
2.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3.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4.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5.“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在多穗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一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超过1万斤咯！’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2008年9月5日《扬子晚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6.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7.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省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8. ……。
面对刘少奇等人鼓吹的穷过渡，刮起的浮夸风，毛泽东说：
“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引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2，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中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中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刘少奇在大跃进为什么左得如此出奇呢？难道说这就是刘少奇的“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之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实际运用？刘少奇是在大跃进中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的用意何在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在大跃进中为了反对刘少奇等人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宁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的毛泽东，在1月30日的会议上，主动承担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失误的全部责任，向全国人民道了歉。毛泽东说：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大跃进中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的刘少奇，不仅没有任何自责之心，反而隐瞒自己的错误，刻意地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扩大化，到处串联，鼓动他人深挖深究，有意把矛头引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别有用心地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七分人祸”的制造者是谁呢？不是毛泽东、周恩来，正是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的刘少奇等人！
1962年2月21日，即7000人大会刚刚开过14天，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他在这次会议上比在7000人大会上更加阴险毒辣近乎幸灾乐祸地说：
“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7000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着重号系引者加）
刘少奇所说的“他”，指谁呢？最多只能有两个所指：一指中国共产党，二指毛泽东、周恩来。如果指中国共产党，那末，刘少奇作为党内排名第一位的副主席，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党，太出格太恶劣；如果指毛泽东、周恩来，那末，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从而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的一次具体表现！刘少奇谋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参加者，把毛泽东、周恩来的问题说得“漆黑一团”，必有所图！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刘少奇也不例外。如果把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言行、在7000人大会上的表现、在中南海西楼会议上的行为联系起来全面看的话，那末，刘少奇是在什么思想支配下决定这样做的呢？今天，刘少奇已经离开人世，我们无法知道他本人怎么说了。因此，只能根据事实进行以下三个推理分析：
1. 刘少奇为了紧跟毛泽东，过分热心，好心办了坏事。——这个推理分析难以成立：一方面，如果刘少奇是紧跟毛泽东的，那末，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了“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之后，刘少奇就不会继续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毛泽东就不会在1959年2月郑州会议上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如果刘少奇是紧跟毛泽东的，那末，在19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就不会隐瞒自己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的错误，企图贬低毛泽东、周恩来，抬高自己，也不会在西楼会议上煽风点火，说出“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这样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周恩来的话来。再一方面，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向世人非常明确无误地证实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以上三方面的事实说明，不存在刘少奇紧跟毛泽东的问题！
2. 刘少奇有意和毛泽东、周恩来对着干！——你毛泽东、周恩来要搞大跃进，我刘少奇就给你们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让你们的大跃进产生失误，然后利用你们的大跃进产生的失误，把我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产生的问题，找个机会栽给你毛泽东、周恩来，打击你们，抬高我！7000人大会给刘少奇提供了这个机会，他借机以“七分人祸”的形式栽给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个推理分析似乎有点道理：既然毛泽东、刘少奇在1949年4月开始产生的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那末，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在大跃进中必然要“或隐或显地贯穿”其中，因而不能排除刘少奇通过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使大跃进产生失误来表现“毛、刘矛盾”的可能。
3. 刘少奇既不是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不是有意和毛泽东、周恩来对着干，而是为了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才能。——这个推理分析是很难成立的：在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不存在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的情况下，这个推理分析或许还可以成立，但是，从1949年4月开始，由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存在着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所以，这个推理分析是很难成立的！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在1964年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冲，刘少奇“形‘左’”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他以不下去蹲点者不能做中央委员，不能当部长、省委书记等高压手段，督促干部下去蹲点，推广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夸大农村存在的问题，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严重到了必须进行“秘密工作”，搞“扎根串连”的地步；刘少奇“实右”的一面表现在他“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以镇压人民群众的面目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邓××在毛泽东主席离京巡视外地期间，派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在50多天的时间里，将大批教师和青年学生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面对这种现状，1966年8月5日，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966年8月5日《人民日报》）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从1949年4月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强大到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在经济上继续承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从而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性的“根本分歧和矛盾”的激烈爆发！
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邓××以“‘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和他翻案平反。
在中国共产党内，到底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呢？也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呢？毛泽东认为有，邓××闭着眼睛说没有。
但是，坚决主张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邓××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邓选3—201）邓××十分明确地承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选3—207）邓××还非常明确地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选3—211）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他，为了在政治上反对别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忍痛将支持他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主张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他倾力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罢黜。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使邓××很不体面而下不了台的问题：曾经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认为，在1980年以前，别人领导中国共产党时，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即党内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1980年以后，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自己领导中国共产党时，在政治上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有事实根据”，即党内有在政治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与1980年以前的领导人毛泽东、华国锋相比，邓××就太无能了！——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邓××的领导下，中国在政治上“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国共产党内在政治上出现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和赵紫阳等，而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主张在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又恰好是支持邓××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人，因而是邓××特别信任和器重的人：正是邓××先把胡耀邦扶上总书记的高位，在胡耀邦对“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不力”而造成“重大失误”，不得不含泪辞职而去的时候，他又把赵紫阳扶上总书记的高位，不料赵紫阳在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比胡耀邦有过之而无不及。”（邓选3—324）
当邓××既承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承认“过去两个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没有站住”的原因，是“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选2—164～165）］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邓选3—324）“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选3—344）的时候，也就是被迫承认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坚决主张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事实，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这个说法……有事实根据”，即证明了党内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又证明了“党内……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非子虚乌有！！！！！
由此可见，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设计者邓××，一方面，为了否定毛泽东与刘少奇和他之间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认为在经济上支持拥护他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在政治上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承认在政治上党内存在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但是，邓××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都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他们只是在政治上有分歧：邓××不主张搞资产阶级政治，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主张搞资产阶级政治。因此，邓××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在政治上的分歧，同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表面上有一致之处，实质上有重大区别：表面上的一致之处是都反对搞资产阶级政治；实质上的重大区别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邓××坚决主张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毫无疑问，邓××坚决主张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行为，戳穿了他关于毛泽东认定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弥天大谎！
其实，邓××利用政治权力主张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这本身就是政治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邓××只是在政治上反对别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