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伟人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 邓大姐深有感触地说。(2009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贵为一位大国总理的夫人，在一般人的眼中，那是很高贵、很尊贵、很金贵，也很好当的了。但是，对于与周总理一样有着高风亮节的邓大姐来说，却感到“当总理的夫人很难”。这是何等别样却很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品德?!
邓大姐所说的难，一则来自她本人的自律。虽然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重要职位。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邓大姐所说的难，二则来自总理的严要求。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让。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邓大姐所说的难，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再比如，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等等等等。身为“总理夫人”的邓大姐其实真的很难，有着我们普通人难以体会的那份“难”。
笔者觉得，邓颖超“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是一种自我清醒、自我约束、自我要求、自我勉励。不但不利用总理的特殊地位大搞特殊化，相反还自我约束、刻意降低标准、作出很多物质和职务上的牺牲。有这种心胸、心态、心地、心境，实在乃是党之喜、国之幸、民之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过去，还是时下，对照周总理与邓大姐的那种无私、无我的精神，无不令很多官员及其家属感到汗颜，乃至羞愧得无地自容。
个别官员，官没做几天、权没有多大，但是，那个姿态、那个威风，一看就是个“高官”、“ 大僚”，好像路都不够他走的，横七竖八、骄横跋扈。而一些官员的妻子、儿女们，那也是水涨船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那是相当的强烈，不用说低调做人、谨慎做事了，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倚仗权势，大搞特殊化、特权化。不用说能像周总理与邓大姐那样有个“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的君子协议了，只要有一丁点可能，便安排家人、亲属进单位上班，而且还可以享受某些光环照耀下的“特殊权力”、“特殊待遇”。甚至还有的官员家属，干脆直接插手对方单位的政治、公事，把公家的权力当作自己看家护院、搜财纳福的工具，异化权力、滥用权力、亵渎权力。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为其作出牺牲。与之相反的，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也必然会有一个贪婪的妻子替其挖坑掘墓。
《礼记·大学》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儒家思想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值得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终生记取、躬身实践。
领导的家人、亲属，以及领导干部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等工作人员，是天天围绕在领导干部左右的“身边人”。他们由于和领导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特殊而重要的身份，其素质的高低和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和形象。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官员，之所以被“双规”，受到人们的唾弃，是因为其“贤内助”或是子女出了问题，家里“后院着火”，使领导干部自身“把持不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领导“身边人”，特别是领导的家人、亲属的教育管理。而要管好领导“身边人”，首先要清除这些人的特权思想。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身边工作人员更是“公仆的公仆”，应该没有丝毫骑在人民头上享受特权的权利。其次，除了思想教育之外，还应制订管理方面的“硬措施”，做到“软硬兼施”、“教育与管理并举”。
事实证明，教育管理好领导“身边人”，是加强领导机关廉政勤政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均应把这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莫使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一群体变成“超凡脱俗”、失管失教的群体。
常言道，“严是爱，松是害”。“当总理的夫人很难”，是邓大姐心中始终惦记着总理以及自己肩上担负着重大的为党、为国、为民的崇高责任而对自己的一种严格要求、严肃自醒。但愿“当干部的妻子很难”，也能够成为每一位干部家属的一种品行、操守和道德。倘若如此，将是党之喜、国之幸、民之福，家和、党兴、国泰、民安，将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