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在1998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从1928年与恩来同志初次相识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他给我的教益，是说不尽的；我对他的经历、思想、工作和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莫斯科初识
1928年，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天，学校党组织通知他在约定的时间内去中共代表团驻地，见党中央派来的负责同志。尚昆按时到了“苏维埃”旅馆，有人引他来到二楼一间客房门前。他敲门后，在“请进”声中进入室内。只见屋子里坐得满满的，都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这时，一位中等身材、风度翩翩的人，站起来与尚昆握手，并自我介绍：“我是周恩来。”随即让他坐下，叫他等一等，因为恩来同志正与早到的同学谈话。杨尚昆利用这个机会，仔细端详着恩来——他身穿西服，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宽大的脸庞，有一对浓重的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衣着整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以热情真挚的态度，同在场的每个同志谈话，谈得那样的生动、快活。大家时时发出笑声，毫无拘束，简直就像兄弟姊妹间的家人常谈一样。在这种气氛下，尚昆紧张心情也不存在了。稍后，恩来问尚昆是哪一省人，何时入党，何时来莫斯科，俄文学得怎样，生活习惯吗……尚昆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恩来同志要大家努力学习，准备随时回国工作。离开时，他又同每个人握手，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
1930年夏季，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杨尚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听了恩来的报告。散会后，尚昆在走廊里遇见恩来，恩来立刻就认出了他，叫了他的名字。握手后，周恩来问到中山大学的情况，希望杨尚昆等这些学生早日回国，并告诉尚昆他住在“柳克斯”，有什么事去找他。这次就短短地见了一面。使尚昆十分惊讶的是，与恩来第一次见面是两年前的事，两年后，他竟然能一见面就叫出自己的名字来，可见他的记忆力何等地好!
过了不久，恩来同志听说杨尚昆已经与李伯钊结婚。一次相遇时，恩来笑着对尚昆说：“请客吧，给我吃一次你们自己做的中国饭菜，好吗?”尚昆欣然同意。不久，尚昆就找了一个很会做菜的四川同学帮忙，做了一席丰盛、地道的四川菜请恩来。恩来同志在百忙中，果真如约来了。他品尝了饭菜，连连称赞：“不错!不错!”并笑着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中国同志就是自己开伙，做饭做菜的大都是四川同志。你们四川人真是好吃又会做呵!”他还对尚昆等说，回国的交通现在发生了困难，他是经法国拿国民政府护照来莫斯科的，现在大批的人要转道欧洲回国不可能。他正同共产国际交通局一起，设法解决建立经东北到上海的交通线问题，估计不久可以建起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回国工作了，希望你们随时准备着。饭毕，恩来同志说他还有事，尚昆、伯钊便送他先走了。
上海再遇
1931年2月，杨尚昆由苏联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等待接头人。他寄出的接关系的信和设法向中央报告住处信息，都没有回音，又适逢春节，心里十分着急。一天，尚昆再次上马路溜达，凑巧碰见了正在找他接头的中山大学同学。他说，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尚昆随他来到一个旅馆，在一间房间里，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尚昆一眼就认出了坐在中间的恩来同志。他穿着中式长袍马褂，俨然是一个“绅士”。握手后，恩来问尚昆几时到上海的，住在什么地方。恩来说，原定的接头关系，因春节没人在那里等候，你的信他们没有马上见到，现在你已算接上头了。等着吧，过两天中央就派人去安排你们的工作。同时，恩来还问起伯钊是否已经回国。尚昆说，回来了，比我早几天，不过我还没有见她。恩来说，放心吧，几天之后你们就能在一起了。当时，尚昆特别高兴和兴奋，接不上党的关系，他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感到孤独苦闷。今天见到恩来同志，又接上了党的关系，真是太好了!
后来，尚昆才知道，这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和工会遭分裂，造成了当时组织的极大混乱。恩来同志是中央组织局负责人，连日来都在为重新把党组织恢复起来而同住旅馆里的大批留苏学生接触，十分繁忙。以他这样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竟然经常出入于各旅馆，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实在使人感动，令人敬佩。
“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1933年初，杨尚昆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接受红军总政委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同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朝夕相处。杨尚昆初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工作上一时不适应，是恩来同志手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尚昆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恩来看，审改后发出。尚昆从内心深处称赞恩来同志，“确实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因此，尚昆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上，都与恩来同志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也从恩来那里受到许多教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当时杨尚昆任三军团政委，和军团长彭德怀专程从前线赶来出席，尚昆亲历了这次会议。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推卸他和李德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同博古的态度相反，恩来同志在副报告中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会上所表现的鲜明立场和高风亮节，使尚昆深受启迪和感动。
伤病中的相互关怀
1935年4月底，红三军团进军到云南沾益县的白水镇以东地区，突然遇上国民党军队的空袭，部队伤亡300多人，尚昆的小腿受伤了。当天，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他开了刀，3块弹片，取出了两块，另一块进得很深，只好留在肌肉里。恩来在百忙中得知部队损失比较大，就立即派出了救护队，并要李伯钊马上带着担架队，前来参加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并嘱咐伯钊说：“尚昆同志也负了伤，你代表我表示慰问，并帮助照看好他!”伯钊突然来到尚昆身边，尚昆喜出望外，非常高兴。特别是伯钊转达了恩来的问候，尚昆本来一颗激动的心跳得更快了，对恩来同志的关怀倍加感激。
长征途中，恩来长期劳累，特别是睡眠不足，身体非常疲乏，有时骑在马上也会睡着，他曾因此多次摔下马来。为防不测，他常常步行，以驱除睡意。起初，恩来同志自己不大注意感冒之类的小病，后来，他发起了高烧，近40度，自己已无法走动，人也有些迷糊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着急。中央只得调戴济民(大家都叫他戴胡子)医生去恩来同志处为他诊治。
经中央批准，决定用担架抬着不能走路的恩来同志，戴济民更是寸步不离地照护他。担架员因长途跋涉体力消耗极大，经常发生事故，大量减员。但是要保证把恩来同志抬过草地，必须增加人员。一天，尚昆接到军委的命令，要三军团抽调10多名身体较好的战士去抬恩来同志。彭德怀、杨尚昆同志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刻下令，要三军团剩下的一个迫击炮连，把几门炮丢到河里去，全连人员(实际也只有30多人)变成担架队，负责抬恩来同志。又一次，也是在草地，彭、杨又接到通知，要他们给恩来同志弄点糖去，因为他进食相当困难，需要糖。于是彭、杨下命令，要军团和各师、团的卫生部，把所有余下的糖都交到军团司令部来。结果收来收去，也只得到小小的一包，只够恩来吃一两次。
过了草地，杨尚昆同红军总政部住在潘州城，恩来同志住在三军团部队附近，距离只有10多里路。有一天尚昆专门去看望恩来同志，恩来躺在床上，满面的胡子，长长的头发，显得很瘦、很虚弱。尚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口里又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来安慰他。恩来用很低的声音，询问了一些尚昆的工作情况，尚昆都一一作了回答。尚昆怕他太累，坐了一会儿，就同他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
杨尚昆退出恩来的住房后，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就向戴胡子打听恩来的病情。戴说:恩来同志患的是肝化脓，一度十分危险，因为高烧一直下不去，缺乏营养，又吃不下东西。幸好戴济民保存有几支针药，经注射后高烧退了，制止了继续化脓，危险期已过去，只是体质十分虚弱，再经不起反复。杨尚昆听到这里，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这天下午，杨尚昆回到潘州城，遵照毛主席的决定，晚上两点集合原红军政治部干部，会同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部单独北上了。后来恩来同志的病也一天天好了起来。10月19日，部队到达吴起镇，按部署迎击敌人前来追截的骑兵的那一天，恩来不仅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会议，而且同毛主席和杨尚昆等一起上了山，想看看打骑兵的实战情况。大家都为恩来的康复归队而高兴，尚昆更不例外。
忘我工作
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11月，杨尚昆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因形势紧张，会期推迟，杨尚昆就留在了延安。从此时起，杨尚昆就一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工作。1945年9月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48年，由周恩来起草、毛主席签发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的电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杨尚昆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积极协助恩来同志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恩来面对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却始终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尚昆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交办的一切公务。恩来对尚昆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待尚昆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连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排名次序他都一一交代。
进城初期，由于办公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杨尚昆曾向恩来同志请求，解除他的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恩来同志说：一切照常，以后再说。中央副秘书长，你仍然要兼，而以办公厅主任行使职权。这以后，尚昆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前后21年。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作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尚昆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最后的面谈、握手与通话
1965年10月，中央决定调尚昆去广东省委工作。恩来同尚昆谈了两次话。一次是通知尚昆中央的决定，尚昆表示服从。第二次是尚昆见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要尚昆下去学习一些基本功夫，并要尚昆代主席去看看陈云、王稼祥同志。尚昆向恩来汇报了毛主席的指示。
第二次谈话中，尚昆对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恩来两眼一直盯着尚昆，听完后，恩来沉思片刻，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然后对尚昆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谈完后，尚昆起身告辞。恩来一直把尚昆送到汽车前，尚昆默默地望着他，真是百感交集，不知对他说什么好，只觉得他用力地紧握着自己的手，眼睛特别的明亮，似乎含着眼泪。恩来对尚昆说：“好好去工作吧，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我对你的帮助不够。要记住毛主席向你说的话，下去努力锻炼些基本功!”这次谈话，也是尚昆同恩来最后一次当面谈话；这次握手，也竟是尚昆同恩来永别的握手。
12月10日，尚昆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到广州后，因为尚昆的精神、身体都不好，每天晚间发低烧，两手发抖，省委同意他去海南岛休养一段时期。尚昆对海南的橡胶生产很有兴趣，对橡胶生产问题作了一些调查。有些问题急待解决，便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散会时，有同志对尚昆说：希望尚昆能先给总理打一次电话，向总理说明情况，因为橡胶方面的事是总理亲自抓的。当天晚上，尚昆同恩来通了话，把会议情况和问题，扼要地报告了。恩来问得很仔细，使尚昆这个在当地做过调查的人，竟然也有回答不上来的。尚昆只能说：总理，我没有调查得很清楚，只能说个大概，你比我了解得多，问题会得到很好解决的。在电话上，尚昆听见恩来笑着说：“好吧，我一定设法解决。”这时尚昆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对他说的话，也有些一知半解。最后，恩来问尚昆：“你身体怎样?好些了吗?广州快热了，要注意啊!”尚昆回答说：“好一些，准备去上海检查。”恩来说：“好，到上海去注意全面检查一下，不要着急。”这样亲切的关心，使尚昆顿时流下了眼泪。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尚昆同恩来最后一次通话。
1976年初，当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杨尚昆和李伯钊被监护在山西临汾。在悲痛欲绝中，两人当即致电邓大姐表示吊唁，同时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尚昆怀着满腔悲愤记下一件件恩来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和无比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