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布：1961年到1965年的档案，经解密后正式向国内外开放。本次开放档案共41097件，内容丰富珍贵，包含了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指示、报告、谈话记录、来往电报，以及召回类的外交文件。这是2004年以来外交部公开解密的第三批档案。那些有关战争与和平、发展，世界与民族、国家的较量，都已不再是“国家机密”。
成功爆炸“两弹”，毛泽东：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外交部刚刚解密的档案，“中苏关系”是解密的“重头戏”，譬如，档案中一份原本属于“绝密级”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3年7月)，就有整整600页。
毛泽东“铁了心”
想要自己的核武器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亲率庞大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10月3日，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谈。会谈中，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向苏共领导人提出：希望苏联人帮助中国搞核武器。
但赫鲁晓夫婉言拒绝，他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有我们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搞这个东西浪费钱，中国同志就不必搞了。
毛泽东仍然是“铁了心”想要获得核武器。在中方的恳请下，1957年，赫鲁晓夫决定：“要慎重地将苏联的核武器技术秘密传给中国。”
1957年12月28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互派专家的书面协定。中国方面为了欢迎包括核技术专家在内的所有苏联专家，做到了仁至义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依据上述《协定》，聘请了苏联专家的中方单位，应按专家不同级别，向苏联派出专家的相关单位，支付每人每月900-2400卢布薪金(指旧卢布，不直接交付给专家本人)。
苏联专家抵达中国后，中方还免费提供带有家具、取暖和照明设备的单独住宅，给予医药援助，在必要时给予译员和办公用的交通工具(轿车)。当苏联专家患病时，在不超过两个月的期限内，中方不得停止支付工资等。
苏联帮中国研制
“1951年水平的原子弹”
依据俄档案披露，苏联核专家被派往中国后，主要负责“指导中国开发原子弹”，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经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是点了头的。苏联专家的“传授”，也是全面的，“是按照时间表一步一步展开的”。
解密的苏联文档还显示：苏联除了在原子弹的研制技术上对中国进行指导外，还在核工业的基础设施方面向中国提供了物质援助。甚至明确表示：要帮助中国制造出苏联1951年水平的原子弹。
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高级助理欧罗比耶夫，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他的回忆文章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建立起一个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
苏联专家“撤走”
中国自主研发原子弹
外交部档案显示：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仅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而且，在1958年7月31日——当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双方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希望苏联能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基地，以便“加加油、维修一下或者短期停留”。
中国学者的描述是：毛泽东显然火了，他大声说：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他斩钉截铁地把手一挥说：“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据说赫鲁晓夫当即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苏联原本已经准备好将两节车皮运往中国——其中一节车皮装的是模拟原子弹，另一节车皮里装的是测试控制器、设备和原子弹支撑的铁架。结果，这两节车皮全都奉命不再前往中国了。
按照苏联学者的研究：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21届全体委员会上，向与会代表”吹风“说：中国和苏联出现了矛盾。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虽然应邀参加了中国建国10周年大庆，但就在天安门城楼之上，与中方积怨渐深的这位苏共第一书记，竟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对毛泽东说：“关于苏联协助中国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则不卑不亢，坦诚回答：如果你们的专家要撤走，“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你们能在技术上继续帮助我们一下，当然更好，如果确实不能帮助，那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外交部第三批解密的档案，印证了中国学者的上述论述。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事，就这样拖了下来。直至1960年7月，赫鲁晓夫单方撕毁了中苏合作协定，停止帮助中国，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查阅外交部刚刚开放的档案，仍然可以清晰看到：1961年2月14日，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之后一年、在中国原子弹首次爆炸前三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外交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明确宣布说：我们“两三年内可能爆炸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4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当然，44年后回味毛泽东的“勋章”说，在他的幽默与风趣后面，或许也隐含着——他既没有忘记赫鲁晓夫带给中国的压力(转化为动力)，也没有忘记前苏联人民给中国的巨大帮助。
中老关系
老挝右派恶意攻击毛主席
中方提出严重抗议
1961年4月，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应邀访华，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4年4月，美国支持老挝右派颠覆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老挝发生内战。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了与老挝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与老挝政府亲美派进行斗争。其中抗议老挝右派报纸攻击毛泽东主席就是生动一例。
老挝右派“恶毒攻击毛主席”
1965年11月，万象使馆向外交部和新华总社发来加急电报，详细报告了老挝当地的右派报纸“恶毒攻击毛主席”。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可以详细地看到以《老挝民族报》为代表的当地媒体“捏造事实”，对毛泽东进行诬蔑，攻击中国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些批评令中国驻老使馆愤怒。
中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在收悉驻老挝使馆的反映报告后，11月20日，外交部即回复驻万象大使，电文指出：“这是老挝右派对我的严重挑衅。对此，我应坚决给予回击。请即约见老挝外交部负责人，就万象报刊诬我一事再次提出口头抗议。”
11月22日，中国驻老挝大使刘春约见了当时老挝外交部的秘书长坎京，并于11月23日详细向外交部报告了自己的抗议细节。
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刘大使“据部示精神，就万象报刊叫嚣反华，尤其是对“竟然攻击毛主席一事，提出严重抗议”。
使馆的文件显示：“对万象报刊叫嚣反华事，坎京狡辩说，老挝有新闻自由。关于《老挝民族报》攻击毛主席一事，坎京表示，他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并要求该报社长停止登载此类新闻。坎京并声称，必须保持和加强中老关系，不会发生任何会损害这种关系的事情。”
刘大使表示不能同意坎京的解释，并逐一加以驳斥，提出“不能用‘新闻自由’作为借口允许万象报刊刊登大量挑衅性的反华言论，尤其是刊载诬蔑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并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事件。”“万象报刊的猖狂反华是得到万象当局的鼓励的。对此老挝当局不能推卸责任。我们坚决要求老挝当局对于这一事件迅速作出严肃处理。”
在刘春大使的抗议下，坎京最后表示，他一定将此事转达富马，并表示他个人将尽一切力量保持与加强中老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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