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友人曾这样评价一代伟人毛泽东：“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恢宏浩瀚，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人政治家毛泽东不仅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古典文献批注，组成了毛泽东生涯中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毛泽东一生圈划批注最多的书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书中留下的毛泽东对文献蕴涵哲理的发掘理解敏锐而深邃，展示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上册，第195页)
1996年9月，中央档案馆整理、线装书局(北京)出版了线装影印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850册)。这部4000万字的巨著留下了毛泽东的浓圈密点、批点评注，显露了一代伟人的心迹。《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思想、见识和情感同中国历史纪录《二十四史》的结合，今古合璧，交相辉映。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于弘扬史学、文献学乃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评点表现出毛泽东鲜明的唯物史观，坚持从客观形势出发认识历史的演变和趋势。毛泽东特别重视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农民革命战争及其领袖人物给以高度评价。做为革命领袖和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注意历史的经验与现实运动的结合。例如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史记·陈涉世家》、《三国志·张鲁传》等，读得非常认真，在批语中指出，从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写了长达1300余字的评语，评述了张道陵“五斗米道”以下历次农民起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指出“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从评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的目的是透过历史的沧桑，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阅读评点二十四史等文献，是为了了解中国的过去，把握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还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资治通鉴》，说自己一生曾圈点、阅读过该书17遍。他说：“《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郭金荣《走进毛泽东最后的岁月》，载《新民晚报》 2009年3月23日B7版)
在《毛泽东文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引用最多的之一大概就是《红楼梦》了。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通过阅读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有20种之多，另外还有各种平装本。毛泽东常常将不同的版本对照着反复地参考阅读，其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补图石头记》两种版本留有毛泽东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圈划。毛泽东不仅爱读《红楼梦》，而且也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毛泽东都有较多的批注。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差不多从头到尾都作了批注，如第二册的封面上批注：“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说明毛泽东读得仔细，而且不赞成俞平伯的某些看法。
《西游记》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把千余来犯人马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铅笔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乡愿”源于《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毛泽东对唐僧的这种处世哲学是反对的，所以极力称赞除恶求善的孙悟空。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古典诗词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涉猎广泛，且多有精辟独到的批注和评价。例如毛泽东很欣赏刘邦的《大风歌》，称赞“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毛泽东认为王勃是“初唐四杰”中的佼佼者，他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圈划之后，写下一条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批注考证了作《滕王阁序》时，王勃“应是二十四五六(岁)”，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13岁，或14岁”。批注还考证说：“《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页)他批注评价其作品说：“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以一个28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惜乎死得太早了。”(同上)毛泽东在批注中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同上第10页)
毛泽东圈划得比较多的还有唐代罗隐的诗集，约有91首罗隐的诗被浓圈密点过。从毛泽东对这些诗的圈划，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他对诗人的同情。这种同情鲜明地表现在对罗隐《赠妓云英》一诗的圈划批注中。罗隐一生怀才不遇，曾十次举进士不中第。罗隐第一次应考时，曾在钟陵(今江西进贤)酒宴上结识了颇有才思的歌妓云英。十二年后，罗隐再度落第路过钟陵，又与云英不期而遇，见她仍隶名乐籍，未脱风尘，罗隐不胜感慨。不料云英一见面更惊诧道：“怎么罗秀才还是布衣?”罗隐便写此诗回答她说：“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首诗毛泽东读过多次，在《甲乙集》该诗旁除圈点外，还加了批注：“十上不中第。”对诗人身世遭际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毛泽东阅读批注点评过的众多古典文献，展示了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他的文献点评中寓含褒贬，抒发感慨，以史为鉴，论古讽今，注重文献的社会效益和经世致用，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