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找了诸多借口不给办离婚手续。后来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
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
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
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章老最不放心外孙女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对面向父亲交代此事，要我单独跟章老讲。我感到非常为难。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老人身体这么虚弱，我怎忍心用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这个打击。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
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
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对于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遗憾，老人对我的厚爱我铭感终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会劝老人家成全他女儿。过去几年章含之的种种行为，我从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听到女儿要离婚，总以为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他满以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儿的移情别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我心里想：章的心早就变了，又何必把人留住?
章老不允许女儿未经他的同意就办离婚。在他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视如掌上明珠的外孙女妞妞。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至于章含之书中写到的章老对我们离婚所表的态，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来源：深圳新闻网-晶报）
(摘自《不堪回首》 洪君彦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