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从此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
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此后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面目。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以上根据《毛泽东传》简略地介绍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泽东传》都是严格根据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编写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三、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作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四人帮”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把毛泽东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毛泽东传》依据大量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他们的政治野心，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为以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四、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海外出版的一本歪曲事实的图书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3日，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同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编审,《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