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她们在打击日伪军和抗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两军之间是如何进行协作的呢?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
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相互呼应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也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八路军在组建完成后，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1940年底，已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新四军主要是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到1940年底，已先后开辟了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根据地。虽然八路军主要战斗在华北、新四军主要战斗在华中，但在战略上相互呼应。如八路军在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发动的百团大战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日军在1941年初不得不将在华中的第十七、三十三师团调回华北，从而减轻了华中战场的压力。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也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4年夏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
在政治上，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相互呼应。如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并就任代“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伪职时，全国震愤。4月15日，八路军和新四军联名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滔天罪行，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抗战到底的决心。
正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形成了战略呼应，国民党当局在1940年10月19日，强令在大江南北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但就在新四军北移途中，国民党当局于1941年1月6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诬称新四军为“叛军”。此后，新四军不再接受国民党军队指挥，在华中的八路军也部分改编为新四军，并在大江南北同时展开，相继开辟了淮南、淮北、湘鄂赣边、浙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进一步巩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协作关系。
八路军、新四军除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外，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共同开辟了一些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主要在华中地区。早在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在广阔的华中战场上共同奋斗，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首先开辟的是皖东北地区。它是由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共同开辟的。1939年8月，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张爱萍任处长。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初步实现了皖东北地区党和军队的统一。
其次是苏北地区。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率中原局到皖东后，认为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苏北发展，并向中央建议调新四军第六支队、部分在山东的八路军及江南的新四军合力开辟苏北。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1940年2月，要求陈毅猛烈发展苏北;3月16日，又指示彭德怀，应将斗争中心移到淮河流域;21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应迅速增援新四军。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狮子口会师。这就形成了新四军、八路军共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1月12日，中央书记处同意刘少奇的建议，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7日，该指挥部在海安西寺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江北前，由陈毅代总指挥。
第三，共同开辟了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大片国土沦陷。为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三大地区连接起来，7月25日，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此后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相继开辟豫西、豫东、豫南抗日根据地，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为加强领导，1945年2月底，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河南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8月12日，中央又同意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中央局，由郑位三代理书记。10月24日，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与第五师主力部队在桐柏地区会师。10月30日，经中央批准，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成立中原军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合编上述3支部队，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实现了党政军的完全统一。
此外，1945年上半年，新四军第五师还与王震率领的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共同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战斗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1940年5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趁日伪军“扫荡”皖东北之际，集中6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新河头等地。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协力开展反击，经过13天激战，收复金锁镇、界头集等地，歼顽军1000余名，并把顽军赶回泗阳、宿迁县境。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开展了黄桥保卫战，其时，敌强我弱，形势极为危机，八路军第五纵队立即由涟水南下，进占阜宁等地，予以配合，结果新四军以7000人马歼顽军1.1万余名，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又如，1945年2月，南下支队渡过长江后，在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四十一团配合下，进行了谭家桥、阳新三溪口、大田畈等战斗，歼灭了数以百计的日伪军。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总结华中工作时说：“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干部和人员上相互支持。由于八路军主要是由红军主力改编的，而新四军主要是由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样，在建军初期，八路军的干部和人员相对充足，新四军力量较为薄弱。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安排在陕北的原主力红军和党的重要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赖传珠、李一氓、李子芳、胡立教、宋裕和等到新四军工作，后又调配刘少奇、曾山、饶漱石、李先念、朱理治、谭希林、曾希圣等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还直接抽调八路军干部支援新四军，如罗炳辉、彭雪枫、徐海东等。皖南事变后，一些八路军部队还成建制的编入新四军，如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三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被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南征时，也支持了新四军第五师一大批干部。当时随南下支队进至大悟山的两个干部大队，大部留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当然，新四军在人员上也曾支持八路军，如八路军第四纵队主要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改编而成的。
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方的办事机构也都为友军做了大量工作，如新四军组建初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承担了大量的联络任务，项英、陈毅等就是通过他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指导了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和改编成新四军。而八路军驻武汉、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也是新四军的办事处，同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
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都很紧张，相比而言，八路军在经济上更加困难，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日、伪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并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和军民生活空前恶化。新四军在自身经费也很紧张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了八路军大批经费和物资。据参与接受款项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千兴让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回忆，从1943年夏到1944年秋，新四军汇到太行山区的经费和物资，约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币800万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这极大地缓解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压力。
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环境不同，两军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这样两军就需要根据各自面临的环境、自身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发展方针。但是，两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革命武装，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根本利益一致、目标任务相同，这就决定了两军在指导思想上、军事斗争策略上是基本一致的。为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借助人员交流等形式，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与好的做法。中共中央也及时发现、总结两军的经验，予以推广、指导。如1939年6月2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目前我军任务的指示》中专门提到：“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的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取得重要战果后，中共中央指示：“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事实上，新四军总是把八路军当作老大哥，虚心学习他们好的经验与做法。对此，新四军的领导曾多次提及。如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但由于“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陈毅在总结华中工作时也曾说道：“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当然，新四军也有许多好的经验，如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文化工作、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等，值得八路军学习。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更有助于中国抗日战争力量的发展壮大。由于两军精诚合作，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