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从他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62岁的陈小鲁还记得父母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到他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8岁时，陈小鲁跟着父母迁到北京。10岁时，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的他没戴过手表，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当年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他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到了1967年2月，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的一些现象，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陈小鲁淡出运动，改名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个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两年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还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和父母重逢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着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请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一股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昏迷中的元帅终于看见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寻找“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对他说：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他也谢绝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北京青年报》7.1)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