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现代京剧”或“样板戏”，我这个年龄的人并不陌生。我的幼年、童年、少年时代充满着样板戏的狂轰滥炸，样板戏也就训练了我最初的视听感官。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现在看来，样板戏确实让我有了音乐感的耳朵，但它能体现出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吗?我能够通过样板戏获得本质力量的确证吗?类似这些问题，让我时常感到困惑。而且，样板戏还不光改变了几代人的欣赏趣味，也让那时的民间文化充满了样板戏气息。我的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一段民谣是这样的：“拉锯，扯锯，姥姥门口唱戏。唱个甚?《红灯记》;好不好?也可以。”您瞧瞧，样板戏不仅要诉诸音乐语言，而且还变成了儿童的开蒙材料。仔细想想，这种全面进驻人们生活的情景确实可怕。
但话说回来，即使当年样板戏听得我如何茶饭不思，欲仙欲死，我今天怀旧似乎也怀不到样板戏的份上。我承认那里面的音乐不错，而“十年磨一戏”的指令也让众多艺术大腕不敢懈怠，于是样板戏确实在艺术形式上被打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内容呢?无非就是高大全，红光亮，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说过：“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加以排斥。”样板戏我不敢说它“反动”，但它存在着诸多问题却是已有定论的。现如今，我们如何能绕过有问题的内容而只去怀形式的旧?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样板戏复排上演引起轰动的报道便不绝如缕，这说明样板戏在老百姓那里还是有些市场的。而前些年，有些剧团上演样板戏时试图软化其中的政治情节，甚至对一些极“左”的台词进行微调，结果老百姓的反应是坚决不答应。于是剧院只好回到原汁原味的音乐、唱词和表演上去。观众不但要看样板戏，而且如此较真，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比较复杂，但我以为至少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思考。90年代开始，复排样板戏可以说是拉开了“红色经典”再生产的序幕。而这种再生产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却参与到政府举办的大型庆典活动中，让它变成了一种纪念仪式。比如，据我所知，1996年样板戏就复排并大热过一次，而之所以会选择这一年复活，完全是借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东风。于是，样板戏的上演也就融入了主流叙事之中，而并不显得形单影只。写过《社会如何记忆》的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常常通过两种形式：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我看来，样板戏复排就是一种仪式活动，它的主要用意虽然是要把观众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却也唤醒了一种集体记忆。此后的每一次复排、上演、观看，又都是对那种记忆的强化和固定，样板戏也因此有了一种仪式价值。
另一方面，如今能把样板戏看得如痴如醉的观众，他们在当年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里大概都是革命群众。在当今蓬勃发展的商业大众文化面前，当年的革命群众往往会感到自惭形秽。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岁月并非一片荒芜，他们只好抓住样板戏不放，并假装只在其艺术性上逗留，而对扭曲的政治性视而不见。所以，虽然说样板戏是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没错，但这种记忆的用途很可能不光是为了缅怀，而是有了一些较劲的成分。同时，青春记忆一旦与革命喜结良缘，顿时也会变得牛逼哄哄起来。不是有“革命使男人雄壮”一说吗?不是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吗?也许今天的观众在观看样板戏瞎激动时，他已在想象界过了把革命的瘾。而这种微妙的政治无意识心理，甚至是当事人无法察觉的。
为了说清楚红色经典是怎么回事，我曾在课堂上给学生放过样板戏的片断。当那些经典的亮相、造型、舞蹈动作出现在银幕上时，学生们乐得哈哈大笑。按照规定情境，那里本来是该哭、该恨、该怒火满胸膛的，但学生们却笑了。当年的经典之作在“80后”的眼里如此搞笑，我想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