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副业也要大跃进。”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来源:环球网读书频道，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篇》，作者:胡腾 杨东晓 孟云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