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从1946年到1955年的蒋介石日记原件，18日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对外公开。记者根据日记所载、其它相关史料、以及学者见解，写成报道，这是蒋介石日记关于二二八事件内容，首次在媒体披露。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文中对于蒋介石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如何处理应变，均有第一手的数据呈现。同时，本文也就蒋介石当时的处境以及所犯的决策疏误，提供深入的解析，希望有助于厘清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隔天(3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记载：“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现在蒋的日记里头。
"二二八"一周后 始知问题严重
报道说，当时刚刚结束抗战不到两年，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交逼而至。可以说，二二八事件在当时蒋的政策雷达上，充其量只是一个乍现的红点而已。
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蒋还没有注意到事件的严重，当时他最关注的是对延安的剿灭。随着事件的扩大，二二八事件开始引起蒋的重视。
从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出兵延安计划以及另外的台湾二二八事件，成为蒋最关心的两件事。
不满陈仪粉饰太平 既痛又叹
3月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按，陈仪) 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
此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已急电中央请调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宪兵一营来台，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下令军队分三路向市区进击。
但显然南京方面对平乱毫无把握，加上3月6日晚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表示局势之严重”;蒋在当天日记则批评“美国人员浮躁轻薄”，担心“如为反动派利用，使中国增加困难与耻辱”因此才会对此“不测之变”有“苦心焦虑不知所极”的感叹。
武力平乱形势险 暂缓究办官员
3月7日，蒋作出派兵平乱之决定，日记中记载：“台湾暴动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
蒋介石也再度批评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又说“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唯有怀柔以稳。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3月8日，蒋加快对台军事行动与党务工作的部署，当天的日记写着：“朝课后考虑台湾问题与延安方略，召见刘雨卿 (按：21师师长) 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正午约李翼中(按：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等谈对台湾处理具体方案。”
而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则把“督导台湾事变之处理”列为最优先。至于具体的处理方案，以及已经公开的蒋亲笔手谕给陈仪，指示“不可报复”，“从宽处理”等字眼，则未见诸于日记上。
隔天(3月9日)，第21师从基隆登陆上岸。当天蒋在日记记载：“朝课后写公侠信，召见刘雨卿等指示到台湾后之方针与部署毕。晚与健生(按，白崇禧) 谈台湾与华北情形。”
3月12日蒋在日记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谈台湾情况，“彼决暂缓行，以待时局略定也。”白崇禧后来是在3月17日由蒋经国陪同抵台宣慰。
3月15日，蒋在日记写到：“台湾事变自军队运到后已大半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决也。可知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接下来，蒋介石日记中的“反省录”与“工作课目”，连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录，包括“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时机”、“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台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决定”、“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定”等等，显示他对于事变过后，如何尽快使台湾导入正轨十分重视。
至于屡遭蒋批评“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的陈仪，虽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但蒋没有同意。蒋不仅没有立刻撤换陈仪，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
例如，3月23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将陈仪撤职查办、清查孔祥熙财产，及要求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离职，蒋在日记中大加批评：“三中全会对庸之(按，指孔祥熙)要求清查其财产，对公侠要求撤职查办，对雪廷(按，指王世杰)要求去职等不负责的挟意报复，只求逞快一时而不问是否不顾大局之行为，……实为毁灭本党自身之祸因，党德党纪毁灭殆尽矣，可痛。”
6月18日 陈仪枪决马场町
直到4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以前“驻美大使”魏道明为“省政府主席”，5月15日抵台履新，台湾事变的处理至此告一段落。陈仪改任当时的“国民政府”顾问，5月11日离台，来年6月担任浙江省主席，后因被控“勾结中共，阴谋叛乱”被捕，经军法审讯终结判处死刑，蒋介石于1950年6月14日批准执行，而于18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