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习仲勋带领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5日第一稿打印出来后，分送给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修改，至13日，专门班子根据大家意见三易其稿，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人多次亲自修改。1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集体讨论。
根据中央指示，从5月11日至6月 6日，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10多位负责干部，赴粤、闽两省进行考察。
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后，住在珠岛宾馆。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向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省委书记王全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定石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广东的基本情况，包括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华侨港澳同胞、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情况。
二、广东国民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农业发展缓慢；(二)燃料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三)市场供应长期紧张，压力越来越大；(四)现行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五)装配加工、补偿贸易等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安排，无法落实和保证供应，一些必要的改建、扩建生产设施跟不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三、建议和要求。拟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创外汇：首先，多生产、多出口换汇率高，收汇多的农副产品、鲜活商品(包括水产)，发展轻工业和轻型加工工业，向高级精密产品的方向发展。这是发展出口商品的重点。其次，是地方建筑材料(砖、瓦、沙、石、水泥等)的出口，某些有色金属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三是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建立出口特区，允许华侨、外商投资建厂。与此同时，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改善侨汇物资供应，积极争取外汇，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四、初步设想：(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之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了指示，使广东更进一步明确了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谷牧说：“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广东要一条条写体制要解决的问题。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要改革体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计划经济和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你们和港澳打交道，基本上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我们搞特区，还是在中央、省委的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 按照谷牧的这些指示，省委、省革委会委托王全国、曾定石与中央工作组甘子玉、李灏一道研究起草文件。代表广东参与文件起草的是杨立，还有秦文俊、赵君泽等。
5月14日，在刘田夫的陪同下，谷牧前往深圳市视察。在深圳考察时，谷牧强调指出，我们搞特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5月16日，谷牧一行前往珠海市考察。晚上，听了刘田夫和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的汇报。谷牧感慨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 “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谷牧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谷牧强调：“现在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比各省市更开放一点，使广东发展更快一点，广东面临港澳，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现在要求广东搞快一点，也是为全国体制摸索经验。”
5月20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再次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曾定石等人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第一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第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提出何时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
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
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起草文件小组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习仲勋等人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会讨论，5月25日，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曾定石以及杨立等人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 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明确规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现在世界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中国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才能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新时代。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增加创汇，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为中央和邓小平所重视。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四个经济特区的决策，而且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后来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它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央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央50号文发出之前，习仲勋曾到珠海市考察。6月29日，他在珠海市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珠海由县改市，不是单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将珠海建成一个特区。这种特区，不是引进澳门的制度。我们坚持的，仍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央决定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之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人。
8月27日下午，刘田夫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研究和制定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措施，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条例等。吴南生负责对外经济活动，目前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
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9月18日，刘田夫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刘田夫代表省委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摸着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9月20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乘专机由广西桂林抵达广东。当天，习仲勋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
翌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他说：
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中央为什么同意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那是因为我们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全国除广东、福建这种形式的试点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试验，目的都是为了摸索改革经济体制的规律。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多商量，多动脑筋，不要毛毛草草。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要抢时间，时间就是速度。但目前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官僚主义严重，非下决心改变不可。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谷牧在回答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说：“仲勋同志提到的，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我看不能有第二个方针，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非得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关于特区怎样搞法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谷牧还要求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请示问题，三五天要解决。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省委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谷牧这次谈话，使习仲勋等人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并鼓励广东领导人要学孙悟空，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
9月25日，刘田夫在广州珠岛宾馆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领导吴南生、范希贤、曾定石，深圳市、珠海市以及省直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经济建设问题，决定：（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有权审批100万美元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9月25日至28日，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赴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有三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是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三是增补中央委员和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后，习仲勋参加由中共中央于10月3日至10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主要是座谈1979年冬1980年春工作安排问题，中心仍然是怎样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0月3日，习仲勋向中央汇报了广东的工作。中央领导人都支持广东按50号文件规定放手搞，有些帐算的不大准，中央同意协商解决。会议期间，有一天，习仲勋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工作。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传达说，邓小平“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他还说深圳、珠海划两块地方，就叫特区好。” 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无名指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指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省委一班人又进一步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认真、具体的规划，加快了特区建设的步伐。
9月28日，吴南生等到深圳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听取了市委和海关等部门的汇报，约请了港澳工委叶锋、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等进行商谈。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农民分配收入很低，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根据建设需要和发展趋势，吴南生和市委负责人大体确定了深圳经济区划。吴南生回到广州之后，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蛇口地租价格、建立沙头角试验区等12个问题。
10月31日，吴南生主持召开有深圳、珠海、汕头三市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参加的“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11月6日至12月18日，叶剑英下榻于广州南湖宾馆。习仲勋、李坚真等省委领导前往宾馆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叶剑英在接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我们将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央将给广东省特殊政策，进行改革开放。中央将在广东建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以进行新的经济体制实验。叶剑英还与他们谈到港澳的前途问题。
1979年12月1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的王全国、吴南生、范希贤，福建的郭超，还有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南生在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他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旅游和其它经济事业。
谷牧在讲话中强调：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两省不仅是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要充分利用外资、侨资；特区规划要有远见，要搞小城市。谷牧特别提到：“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
谷牧所说的翻筋斗，就是要广东领导人像齐天大圣孙悟空那样将筋斗翻起来。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党政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会上，习仲勋和刘田夫向谷牧详细汇报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增长32％。与外商就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达6.56亿美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20.5亿美元，增长32％。深圳、 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一批开拓者已开赴两地工作，已组织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对深圳、珠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初步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起草拟订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条块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实践，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国门一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会议肯定了两省省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研究提出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强调：试办出口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深圳特区的建设应根据广东省所划定的范围，作好总体规划，分片、分期进行。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作好准备，逐步实施。会议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3月30日，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
《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1979 ]50号文件少2亿元。另外，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41号文件）。中央批示首先肯定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两省进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两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6月19日，省委在广州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创造性地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5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这年初夏，习仲勋和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和副省长黄静波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前往香港参观考察，成员有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书记郭荣昌、佛山地委书记杨德元等。在出发前，习仲勋曾找杨应彬谈话，交代有关参观考察事项。这些领导干部有的在建国前曾到过香港，建国后由于闭关锁国，粤港两地隔绝来往，不知道香港这二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到香港一看，大吃一惊，只见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很快，已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而市场上的农产品多是台湾、菲律宾、泰国的。据杨应彬回忆，“有两件事使大家非常震动：一件是，我们的猪是肥肉型的，在香港当食品卖不出去，只能用来炼油当工业用油；另一件是，过去我们的新会橙和美国的新奇士橙齐名，价格也差不多，可是现在一元港币只买到一个新奇士橙，而可以买十多个新会橙，我们还是挑选最好的出口的呢。……我们一直省吃俭用，拿最好的出口，但拿到国际市场一比真是不堪一击。” 这些领导干部通过参观，感到国内明显落后了。“大家认为收获很大，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随后，广东还陆续派一些领导干部到香港和发达国家考察，使他们对现代化建设有了感性认识，深深感到中国只有实行改革开放，奋起直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8月8日，习仲勋作了会议总结。王德、刘田夫、龚子荣、王宁也讲了话。
关于如何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广东省经济搞活问题,习仲勋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年来，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实践，大胆革新，领导机关落后于基层，领导落后于群众。这就是说，我们仍然面临着解放思想的严重任务。……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敢大胆创新，不抓紧时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就肯定要落在先进省、市、区的后面，‘先走一步’也将成为空话。”“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讲的是积极试验，而不是一哄而上，这就没有危险；即使试点不成功，也可以取得经验教训，利于进一步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