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上午9时，老舍的儿女舒乙、舒济等，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取出父亲的骨灰盒，步行到不远处的革命公墓一区，在刚刚建好的墓穴前，将父母的骨灰盒放在一起，准备安葬。
墓由舒乙设计，没有隆起的墓室，墨绿色花岗岩铺地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老舍浮雕头像，一圈圈白色波澜由此散开。两个汉白玉矮墙与墓座围合，其一上刻老舍夫妇各自的签名和生卒日期，其二以胡絜青生前所绘工笔菊花为底，上刻老舍生前所言:“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
血衣残片入葬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护北京城的小卒，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 ”。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会、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老舍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老舍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老舍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来到八宝山参加老舍夫妇葬礼。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并通过答辩，中国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论文从此问世。他的学术专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将在今年年底出版。
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项研究，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只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反思历史。”
傅光明说，在这项研究中他面临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叙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说谎，你又很难去质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实性可言。这样的话，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将像纸一样不堪一击。而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并对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叙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