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时期，特别是早期，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在红军中人们常将“毛、朱、彭、黄(公略)”并称，因而彭德怀称毛泽东为兄长，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彭德怀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毛泽东的信任，正确地处理了关系红军团结与分裂的大事，这就是所谓“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一封信。
肃清“AB”团的斗争和“富田事变”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是空前的大战，毛泽东为其所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进根据地内来打。应该说这是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可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委)对于上述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而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3页。)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个对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最为严峻的考验，这一事件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后，驻在东固东山坝一带。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和发生了“富田事变”。
在20世纪30年代初，红色区域内大肃反时，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它是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不到三个月，即遭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1927年4月2日国共尚未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正如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所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同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已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是说当时苏区内的AB团，完全是子虚乌有。
李文林本人被定为AB人物逮捕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于是，李文林成了重要特嫌，被红军总前委在黄陂扣留。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1月领导路口山区失散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1928年1月指挥部队配合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11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任第二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曾率部攻克吉水、峡江、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支撑点和策应地。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他任第一纵队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即去上海，向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汇报并参加会议。李文林是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交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李文林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12月，李文林本人被定为AB人物逮捕。
李文林被捕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红军一个连队由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进行肃反。
李韶九到富田后，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了曾山和陈正人。当时曾山任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总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江西省委秘书李白芳、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都是“AB团”，要免除他们的职务，监视他们的行动。中共江西省委见了前委的指示信，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人员免除职务，并进行监视审查。接着，总前委又派了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红二十军中协助进行肃反工作。于是，红二十军中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领导和骨干，大部被认为是“AB团”分子。
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二十军后，见到了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向他们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说在红二十军抓起了AB团。据统计，从1930年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发现那张与省委书记李文林家属有牵连的条子时起，到12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占红一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当时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刘敌惊出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分子，你还不清楚吗?”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说：“容我想想。”刘敌回团后，立即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我们不能让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张、梁同意刘敌意见。于是他们集合了一营人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之后，慌忙逃走。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也不在军部，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二十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100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走。
富田事变发生之际，红三军团正驻在于都的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两地相距六七十里。此时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红军正面临打破敌人“围剿”的严重形势，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前委收到“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及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
身为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信内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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