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措也常常影响着当时党的一些行动。南昌起义时期，他曾试图阻止这一党史、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还原史实，使人们对南昌起义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几日内，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被杀害，数百人被杀、被捕;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一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同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史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议在汉召开)的事实。”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晰的言辞和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把将当时的背景情况作简要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其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倘若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误区，他的思维方式就会顺着偏见发展，从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无论在南昌起义之后几个月的总结，还是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张国焘一直强调着当时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判断来自这位外同顾问的一番发言。当年7月26日F午，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中，有这位加仑将军。加仑当时说：他刚见到了张发奎，并与他讨论了军事问题。张发奎同意将自己的队伍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移(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攻)，并逐渐改变方向，返回广东。据此，加仑建议，张发奎如能赞成返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共产党英文缩写)，这样可与张发奎共同返粤，抵粤后再图发展。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时的张发奎已明白地向汪精卫集团靠拢，与中共疏远，你却不仅要求他保证既允许共产党存在自己的队伍里，又可以随军返粤，然后再“图发展”(即与张发奎反目)，这不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吗?但是，张国焘就陷入这一厢情愿的误区里，并由此延伸，做出了试图阻止党决义的南昌起义的异常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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