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时间就像砂纸，会把记忆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也打磨得暗淡模糊。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1978年12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原名赵有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赵凡被关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复工作。
1978年的云南则是一片躁动，要求返城的知青们阻拦火车、到昆明请愿。就在赵凡与云南省负责人赶到昆明的第三天，一个知青请愿团也到达了北京。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
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2003年，赵凡受四川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们后来寄给他一本厚厚的画册，贴满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处写着敬语，第一条就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那时起到70年代末，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了290万知青。不过随着政策的松动，到1978年底时已经走掉了130万人。剩下的160万人，心中的烦躁与渴望让他们像一股方向不明的滚烫岩浆。
1978年10月中，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返城。
知青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并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即将开幕，知青们都希望会议能够彻底解决返城问题。
这次会议却迟迟没有闭幕。到11月时，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结果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即所谓“橄榄坝事件”。不过知青们仍寄希望于北京正在召开的会议，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12月10日，持续43天的会议终于闭幕了，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
上百万翘首以待的农场知青失望了。12月16日，云南农场的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未果，开始卧轨。
刚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云南处理此事。赵凡赶到机场时，安平生乘坐的专机已经发动。
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也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国务院开了几次会，但是不好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临危受命。我是农垦局长，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我到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省里有的同志说知青造反，要公安解决，我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后来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5个人：我，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许法。第四天开始和知青代表开会。上午有四个知青发言，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我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内部矛盾。现在国务院发了三条指示，又派了调查组，不只要解决你们在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我也是知青家长，一定会关心你们的问题。下午来了两个知青代表。我说，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调查组有农林部、农垦总局的同志，还有四川、上海、北京的同志，他们那里的知青最多。晚上我们和省市同志开会，报告说又有六个知青代表不见了，就是去北京了。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
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如果真是农民就必须回去。谈完了，知青代表情绪都很好。到云南的前五天，就是做这些工作，要和知青代表谈，稳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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